马立安:女性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11点,马立安刚刚跟一个年轻的记者聊完,她不无调皮地对这位深圳女生说:“如果你是95后,那我住在深圳的时间比你还长。”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第一天,马立安的日程就被采访排满。如今她像深圳的吉祥物,记者、学生、年轻学者和官员,想要在历史纵深之中理解深圳的人,总会找到马立安。

深圳的官方历史叙述往往以1979年(设市)或1980年(设经济特区)作为起点,按照这样的算法,这座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还不到40岁,像马立安一样在此居住超过20年的是极少,何况她还是个外国人,来深圳做文化研究而不是淘金,更属稀缺中的稀缺。

最初她收到了足够多的不解——深圳有什么好研究,要了解中国文化应该去北京或上海。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咖啡馆的桌子上放一张白纸,随手用圆珠笔画出以罗湖蔡屋围、蛇口工业区为起点的城市化路径,向一旁的学生解释深圳“城中村”的形成——先有新村,才有城市,被高楼大厦包围的新村继而又被称作城中村。“我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人里唯一一个了解深圳历史的。”马立安说。

她所说的深圳历史,不是神话式的“深圳奇迹”——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小渔村一夜崛起为大都会——而是那些在深圳发展过程中起实际作用,却在官方叙述中却被忽略或删去的因素,譬如为几百万移民提供落脚之处和工作机会的城中村。“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马立安直截了当地说。在今年出版的新书Learning From Shenzhen里,她这样写道:“虽然在官方看来深圳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和计划结出的果实, 但我们认为计划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作为模范城市的深圳是在一系列非法的、未经政治批准的试验中形成的。”

马立安从2005年开始在个人博客Shenzhen Noted上用英文记录深圳的城市化变迁,最近几年又在“握手302”微信公众号上用中文写城市观察随笔。她的文章理性且利落,充满学术化的表达,几乎不露情绪。“我不打算改变写作的方式了,也很难改变,这是几十年训练的结果。”但在文章之外,马立安做事情很有种“随心所欲”的意思。她和“握手302”的伙伴受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委托,活化新修复的虔贞女校,他们于是办起学堂,免费教附近的小朋友(多是移民打工者的小孩)艺术和科学课程。但政府并不满意这种和风细雨、难见业绩的方案,决定终止与他们的合作。马立安只是耸肩,他们不想要我们在这里做事情,那就去别的地方做吧。

“握手302”是马立安的小团队,同时也是她在城中村里的工作室。上白石村二坊49栋302号,12.5平米的房间带洗手间,月租850元,没有朝外的窗户,有时会有老鼠窜踞,一间再寻常不过的出租屋。2013年她和伙伴租下这里作为驻地,每年邀请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来居住1-2个月,并请他们以白石洲作为舞台和灵感来源进行艺术创作。

有人会把“握手302”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人类学家、艺术家在试图拯救城中村,在帮助城中村里的“劳动人民”,马立安的回应是:“这是特别恶心的一种想象,特别傲气的一种想象。我们一直想强调的一点是,不是我们帮助白石洲,是白石洲帮助了我们。想不怕失败地做艺术,除了去白石洲我们还能去哪里?”马立安是个温和的人,愿意回答你的的一切问题,讲到好玩的地方开怀大笑,但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时候丝毫不含糊,她用“可恶”或“恶心”来标注那些违背她道德哲学的观念和实践。

拆除城中村就是一件“可恶”的事情,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空间,有很多可以做梦的小角落”。对马立安来说,握手302的经验只是复述了城中村存在的意义——为年轻人、艺术家和所有新移民解决“去哪里”的问题。这不仅仅关乎居住,更重要的是关乎谋生,关乎生活方式。

“人类是需要一个自发的空间,不然会过得很闷,公司文化是扼杀人的创造性的,那些每天往返龙华和福田、堵在路上挤在地铁上的那些满脸倦容的年轻人,他们能从这个城市看到什么未来?”在受双年展邀请口述城中村意义时马立安这么说,“拆掉了城中村,大家就要住到更远的地方,要把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都花在地铁和公交上,在这些交通工具上,大家就是整齐划一地玩手机,我们的整个社会会变得非常无聊,高效而无聊,安全而无聊。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说白了,人在其中,难道不就是被愚化了吗。”

马立安自己并无在公司或体制长期任职,而是随着性子在教书、写作、翻译、做艺术项目,她和先生杨阡意气相投,两人均是半自由职业,没有孩子,不愿买房买车,对物质也没什么依恋,戒除这些欲望,获得的是“没有人可以逼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身为人类学家,马立安把这门学科归结为对“怎么做人”的提问。她今年参加双年展的作品是一个名为“闯深圳”的大富翁游戏,参与者会随机扮演八九十年代深圳的个体户、富二代、打工者等角色,在掷骰子和自己的选择中过完一生。马立安说:“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因素是命运。”

“命运是自己不能控制的,但是会影响一辈子的。比如说我老公运气比较好,因为他是62年出生的,意思是说他80年参加高考,如果他早一年出生,他就要跟那些10年来特别厉害的人一起竞争。”

“很多人来深圳他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下海,但是你下海的很多条件不是自己组成的,而是碰上的。八十年代来深圳,和今天来深圳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我有一段时间最不喜欢听的就是我的朋友说下一代啃老,90年代你来什么机会都给你了,现在孩子很难找工作,高考又那么可恶变成一个折磨人的手段。”

但是马立安并不是一个命定论者,支撑她继续做事情的是一种马克思式的乐观,她相信超越身份的自由创造能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机会。“我觉得在当下我们是有一定选择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在那边买他们不好喝的咖啡,或者可以选择来这边支持飞地(书店),大的背景不由我们决定,但一些小的选择可以体现我们的道德观和想法。”设计“闯深圳”的游戏,马立安想传递的信息是,在深圳的历史中,每个人的移民经验都是有共同之处的,都充满坎坷,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在不断的“选择”之中,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人类学命题,也是移民城市深圳的命题。本地媒体喜欢报道这位讲普通话、熟悉深圳历史的老外,尤其她还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不止一位记者在报道里称她为“中国媳妇”、“老深圳”。我不喜欢这类充满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认祖归宗”,但也按捺不住想知道她如何辨析自己的身份:“你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吗?”

“我是一个新泽西人,我也不会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认的是我长大的郊区。深圳是我的未来,你可以说我的事情,我人生的意义离不开深圳,但是我的感情不属于深圳。可是我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我也不想离开深圳。”

我问她:“如果没有嫁给杨阡,你会留在深圳吗?”

“我不会。中国不是一个你没有家能生活的地方,尤其是一个女的。一个单身的女人在中国受到的欺负和歧视,这些都是没必要去接受的。”马立安有非常敏锐的女性视角,我们谈论乡愁,她捕捉到的是藏在这个词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性别不平等,女性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但她们无从谈起乡愁。

“谁能有乡愁,已经很说明一种特权了。两百年前,中国女性不是移来移去的吗,但是谁敢有乡愁?女孩子是嫁出去,是’泼水’,非常恶心的一个称呼。你说她的家乡是爸爸的家乡还是老公的家乡?想念娘家和乡愁是不一样的。乡愁你怀念的是过去的地位和特权,但是想娘家,你想的是一个无条件爱你的人,因为你所在的(夫家)是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这同样也是美国的经验,我妈妈一辈子是跟着我爸爸走的,我就以为女人是应该这样生活的。”

马立安是1995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来中国的,她来的时候带着父亲的信用卡和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任何负担,这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现代旅行。她在中国的经验,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不仅是空间坐标的变换,而且是时间的穿越。她自己亦承认,自己命运最幸福的地方,在于跨过了时间的羁绊,保持年轻。

“我同龄的中国朋友性格很像我父母,特别负责(除了我老公之外),特别愿意干正事,很仗义。但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80后的那些人,也是我的伙伴们,我们的性格很像,好奇、没那么认真、爱喝咖啡、乱花钱、觉得艺术好玩。于是跟我年纪一样的人很照顾我,跟我性格一样的人跟我玩在一起,我可以活得很年轻,这是我命运最幸福的一点。”

但这种“幸福”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也逃不过最典型的文化冲突。90年代在深圳做研究,马立安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交流。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她始终被当作一个外国人。她坐在一个地方,旁边的妈妈会跟孩子说:“你赶快跟她练习英文。”即使她跟那个妈妈说她可以用中文交流,对方还是一个劲地让孩子说英文。即便是今天,这种误解仍然构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星期已经有一个人教我用筷子吃饭了。他是热心,但是二十年,你真以为我没学会吃饭,而且就算我没学会吃饭,又关你什么事?”杨阡是马立安遇到的第一个“将我当做一个人而不是外国人来对待”的中国人。

对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能否理解“国情”是判断你身份归属的最重要因素。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马立安问她身边的朋友,为什么香港不是回归台湾而是回归大陆。她是基于历史和逻辑提出这个问题的,香港被英国殖民的时候,中国还是大清帝国,后来取得政权的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仍然存在,按照逻辑香港回归台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直接反应是,“你不懂国情”,“你是来闹事的”。而事实是,马立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储备是专业水平的,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清楚历史。

不过马立安承认她对于“国情”的无知,“我很清楚中国的历史,但是国情是不同的,我没有那种下意识的对于微妙境况的判断。比如说怎么去贿赂一个人。什么人该贿赂,什么人不该贿赂?有人说我要去思考一下的意思是多给点钱,有的人说我要去思考一下的意思是他真的要去思考。”

永远作为一个他者,赋予马立安更知识性的目光去观看中国。中国人的内心冲突,在她看来和身为美国人心中的矛盾是相似的。“如果你爱你的国家,你很难在那里待下去”,这是一种普遍的经验。

但你会发现,在谈论中国和美国社会时,马立安进行非常复杂的身份切换和平衡。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要求她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不同国家的社会问题,而左派学者的道德哲学要求她追求平等的价值。

于是才能理解她所说的这段话:“美国的问题是怎么实现绝对平等,中国的道德问题是怎么去协调不平等,使它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北京发生的事情说明党已经失去道德合法性,因为儒教国家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低端人口的温饱问题,它不反对贫富差距,儒教国家的道德观和西方是不同的。美国的道德观要求的是绝对平等,所以我们关注枪支问题,肤色问题,美国在中亚的军队和殖民问题,商业不平等的问题。”

2017年对于中国与美国,似乎都是历史转折的时间。马立安在这一年也变得悲观了起来,白石洲拆迁,特朗普当选总统,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同时搅动了她的多重身份和感情。不过我愿意相信,哪怕世界剩下的乐观已经不多,也还有一份是落在马立安身上的。她在悲观之后,仍不倦怠地在深圳为移民的孩子提供艺术课程,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超越身份的潜力。

在〈马立安:女性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中有 1 則留言

  1. 馬老師說的太好了,作為一名中國女性,我時常覺得自己沒有家鄉,儘管是80後,但是生活的地方感覺還是中世紀,後悔結婚生娃太早,還沒來得及探索自己,就已經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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