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才能不挂红旗地表达?

又要重温这样一个案例:200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马修阵亡于伊拉克战场,他的父亲为其主持葬礼时,在不远处,极端反同性恋组织“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的成员举起标语“感谢上帝,弄死士兵”。父亲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后,悲痛万分,把教会成员告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官判处教会成员无罪。法官在判词中写道: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众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详见何帆为《批评官员的尺度》写的序言)

从这个立足点出发,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学生因为内地学生因为挂红旗而对其恐吓与骚扰的事情,的确非常违背言论的精神,非常不应该。可是同样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挂红旗在香港学生眼中,会变成一种“仇恨言论”?这面旗帜所象征的立场、价值、权力,为什么会严重伤害此地的公众感情?

像当事人一样,很多内地学生通常是反过来想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你们不爱红旗?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伤害我们的感情?他们预设了这面红旗的象征意义,是应该无理由“征服”香港学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当然是香港在主权上属于中国。但“属于你”跟“爱你”中间的鸿沟有多深,就不需要赘述了。面对这个鸿沟,面对香港学生的“背叛”,一些内地学生选择的做法是:在澳大利亚骂CNMB,在台湾殴打香港学生,在香港民主墙撕单张,在宿舍挂红旗。

这些个例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非常具有侵略性和压迫性,具有不容置疑的力量宣示。换句话说,内地学生虽然不(全)是“祖国”的代理人,但是他们的做法,在香港学生看来,和中央对香港所做的事情有着同构性。更甚,中央没有直接对香港说过CNMB,但是内地学生先一步说出口了。

从香港学生角度看,红旗是对他们赤裸裸的仇恨言论,尤其同一天警察用实弹对付中学生,这面旗帜的权力意义更加鲜明。这种视角没有被内地学生所共同分享,从内地学生的角度看,事情可以是非常简单:要么是1)我在做非常自然的、正确的、光荣的事情,你们却因为“反中”而攻击我;或者是2)我在实践言论自由,你们却无法接纳你们不喜欢的言论。这一叙述不算“错”,但是由于去脉络化,由于其对理解香港当下发生的运动的不屑一顾,只是彼此仇恨角力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我从来都批评香港学生对内地学生的污名化和不接纳,对挂红旗的同学施以校园暴力也当然令人不齿,但是反过来,内地学生什么时候才能不拿着红旗去表达,什么时候才能不自觉地扮演侵略性权力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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