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责任

李文亮去世的夜晚,我指的是2月6日,我和很多人一样极为悲愤,在朋友圈激动地写了很多话。跨过午夜,像病毒一样传染开的悲伤突然被谎言截断,更多的人开始祈祷。继而,我们恍然,又被嘲弄了,怒火接连窜起。

第二天醒来,我不敢看手机,害怕那些怒火已经熄灭,害怕李文亮的离去只留下一地废墟,害怕我昨晚写的话今天看来徒然矫情。我被劫后余生的疲惫压垮,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了幸存者。

当然有人质疑,他们说李文亮不是吹哨者,第一个上报的人是张继先,他只是在微信群提醒了同僚;他们还说李文亮说的的确是谣言,因为用词不当,因为保密条款云云;他们又说李文亮自己没有想过要当吹哨人,请你们不要政治化他。

已经有朋友回应得很好:李文亮后来实名接受媒体采访,并提到“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他不会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但还是坚持了,这是难能可贵的道德勇气,也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

怎么理解李文亮和他的离去,关系到我们如何思考自己的处境。李文亮被训诫,被迫写下“明白”,是系统性瞒报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是构成巨大谎言的其中一个谎言。无法沙盘推演如果没有被训诫,如果没有瞒报,没有那么多感染者,李文亮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医护而逃过一劫,可以确定的是,谎言(训诫与瞒报),是系统的病症,它造成了无数本可避免的伤害。

李文亮作为谎言的双重意义上的受害者,无论是在微信群,还是后来接受媒体采访,都自觉承担了他作为公民的义务,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有所作为的受害者。我们,当然是幸存者。我们不是躲在一场自然灾害的中心,等风暴离境,就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我们是在被困在一个腐化的系统之中,充满人为的暴力,谎言,控制,利诱,威胁,在其中挣扎生存,也互相伤害。最勇敢的人死去了,最底层的人也死去了,余下的都是幸存者。

普利莫·莱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他终身活在羞愧之中:“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

李文亮离去之后,我因羞愧而极度沮丧——我应该做点什么,来抵抗吞噬我们的体制?我的工作是记录,某种意义上的见证者,我们这样的人,常常试图说服自己,保存荒诞年代的记忆,也是一项使命。但是我们中大多数人,至少我自己,显然不够勇敢。为什么不更大声说出来,为什么不多做一点,为什么不往前多走一步,为什么面对怪物怯懦了?

或者,更务实一点地讲,除夕夜,看着同行发回的种种悲惨消息,我难受不已,问自己:为什么你不在武汉?你是不是逃避了责任?我们都在系统之中,有的人在受苦,有的人却得以喘息。除了内疚,必须承认,其中还有作祟的虚荣心——我想当那个在场的见证者——一种齐泽克式的虚伪。

死亡的夜晚过后,我重复了一个朋友对马尔克斯的改动:恨在瘟疫蔓延时。不能原谅系统,这是我们被侮辱者、被损害者、被践踏者的伦理底线,是我们守住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唯一方式,也是幸存者的责任。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能分清谁是谁吗),大部分人都难以知晓、描述、理解系统的罪行。有很多辩解的理由,就像他们所不断重复的:发展下去将会解决这些暂时的问题;没有稳定的系统将会有更大伤害;外部敌人正在攻击。如果实在有无法掩盖的事故,也常常是“少数渎职者的错误”,而更多人只是“听命行事”。有时候受害者会被问:你又奉献了什么?

幸存者,因而才更有责任在此时的废墟之中,以最低限度的美德活下去,当不了英雄,至少仍保有人性。我想描述一下我理解的最低限度的美德,也是自我要求。

李文亮之后,不该说谎。如果也不能说真话,至少应该沉默。如果哪一天我们连沉默也不被允许,至少不该举报他人,不该用谎言攻击他人。“谣言”这个词,应该被放弃使用,谣言是未经权威确证的消息,而系统正是权威。应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的“常识”。还有许多细微的事情应该坚持,比如,jingyao事件之后,不再在京东购买东西。

就像在奥斯维辛,那些跟你一样受折磨的人,总是首先折磨你的人。帮助他人也是幸存者的责任,不该去争夺少数人的特权,不该道德审判弱者,不该以凌辱他人来换取自己的优越。在此刻,口罩成了特权的象征,对它的拥有几乎可以简单把人群的阶级分层。应该尽可能地分给平凡的人,而不是占有,抢夺。在其他的时刻,应该日复一日跟社会达尔文主义抗衡——人不是因为不努力而不幸,许多人终身劳碌依然凄惨,正视结构性暴力和剥削。

记忆,幸存者的最后责任。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记忆,拒绝使用符合他们道德审美的词汇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们的旋律,唾弃他们诗歌朗诵的韵律。不主动遵守他们的规则,比如不主动把水杯交给地铁安检员。不被系统异化,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体和我的语言作为记忆的载体。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全部的故事,都属于我自己,也留给历史。

重蹈故宫覆辙

故宫前任馆长单霁翔在任期间推动了故宫的网红化,他每到一处演讲,必提及当年关闭午门、让法国总统下车步行进入紫禁城的壮举(按照2013年新规定,开放区域禁止机动车行驶)。单霁翔说:“要保证普通观众大家同等的待遇。”

单霁翔的演讲最近被重新翻出,“打脸”意味不言而喻。《人民日报》先在微博严肃声明:“故宫,不容碾压!”又发评论文章:“人们的愤慨,在于600年的故宫早已不是封建特权的私产,却依然有人试图破坏这样的共识。”

法国总统下车,单霁翔说的同等待遇,《人民日报》提及的封建特权,正是故宫所在土地上近代以来不断上演的多重权力象征的撕扯,它且新且旧,中西缠绕,不明不白。

单霁翔主持故宫,试图经营一个现代博物馆机构,外宾尚且要下车,在其语境,对应的是“群众”向“市民”的转变,是“计划”向“市场”的现代化改革。

法国总统的故事,不免还有另一重“大快人心”的意思,即西方帝国主义曾经强抢珍宝,如今也要循规蹈矩,下车步行参观。在演讲现场,当然能引起共鸣,有助故宫的声望。这里缠斗的权力,是“东风压倒西风”。

《人民日报》所讲,本应是紫禁城所象征的“皇权”对“民权”的消散,是平民的胜利。可是话锋一转,仍然强调故宫作为文物和文化的尊严之不可侵犯,强调应有“敬畏”,“一草一木……不容碾压”。“皇权”已经散去,重新升起的,甚至令一草一木都为之威严附体的,不是市民精神,而是抽象的,化身为“文明”的民族主义。

所谓现代,是祛魅的时代,如今依然凌驾于普通人的权威,要么是未褪尽的前现代皇权,要么是遥遥领先的后现代威权。二者不仅不泾渭分明,而且常常你中有我。单霁翔要树立的现代博物馆机构的声誉,依靠一个社会对权力来源、使用、制约的公开与共识。《人民日报》所讲的“特权”,则是不够公开与缺乏共识的社会中,人人皆知的靠近权力者的以公谋私。

皇权已经消散,西风也被压倒,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哪怕是《人民日报》,也对“特权的恣意”报以公开的谴责。哪怕是胡锡进,也要呼吁“不要高估她的行为的代表性”(意即“特权”阶层不都如此恣意妄为)。

比起官方媒体人,之前为大兴安岭火灾唱赞歌的公众号“青年大院”,可能因为执笔人太过年轻,对“特权”的维护则相当公开且不加收敛:

“在这之前,大部分人对红二代、红三代享受特殊待遇,其实没有什么意见。毕竟父辈们把生命都献给这个国家了。对于革命先烈的后代,理应给予适当的关怀。放往常,忍一忍,都算了。”

比起胡锡进的苦口婆心,年轻写作者对权力的想象(老子打下的天下)、认同、共情和接纳,则是非常心直口快。咪蒙系账号对网民情绪和共识的把握,应该说是远远超过官媒的。

2015年咪蒙就写过《富二代拼爹不公平?其实很公平》,解释了财富继承的正当性:“人家的爹地比我们的爹地更努力啊。人家的爹地比我们的爹地有魄力啊。人家的爹地比我们的爹地敢冒险啊。”“青年大院”以同样的道理解释了权力继承的合法性。这恐怕才是观念的基本盘。

什么时候才能不挂红旗地表达?

又要重温这样一个案例:200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马修阵亡于伊拉克战场,他的父亲为其主持葬礼时,在不远处,极端反同性恋组织“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的成员举起标语“感谢上帝,弄死士兵”。父亲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后,悲痛万分,把教会成员告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官判处教会成员无罪。法官在判词中写道: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众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详见何帆为《批评官员的尺度》写的序言)

从这个立足点出发,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学生因为内地学生因为挂红旗而对其恐吓与骚扰的事情,的确非常违背言论的精神,非常不应该。可是同样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挂红旗在香港学生眼中,会变成一种“仇恨言论”?这面旗帜所象征的立场、价值、权力,为什么会严重伤害此地的公众感情?

像当事人一样,很多内地学生通常是反过来想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你们不爱红旗?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伤害我们的感情?他们预设了这面红旗的象征意义,是应该无理由“征服”香港学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当然是香港在主权上属于中国。但“属于你”跟“爱你”中间的鸿沟有多深,就不需要赘述了。面对这个鸿沟,面对香港学生的“背叛”,一些内地学生选择的做法是:在澳大利亚骂CNMB,在台湾殴打香港学生,在香港民主墙撕单张,在宿舍挂红旗。

这些个例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非常具有侵略性和压迫性,具有不容置疑的力量宣示。换句话说,内地学生虽然不(全)是“祖国”的代理人,但是他们的做法,在香港学生看来,和中央对香港所做的事情有着同构性。更甚,中央没有直接对香港说过CNMB,但是内地学生先一步说出口了。

从香港学生角度看,红旗是对他们赤裸裸的仇恨言论,尤其同一天警察用实弹对付中学生,这面旗帜的权力意义更加鲜明。这种视角没有被内地学生所共同分享,从内地学生的角度看,事情可以是非常简单:要么是1)我在做非常自然的、正确的、光荣的事情,你们却因为“反中”而攻击我;或者是2)我在实践言论自由,你们却无法接纳你们不喜欢的言论。这一叙述不算“错”,但是由于去脉络化,由于其对理解香港当下发生的运动的不屑一顾,只是彼此仇恨角力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我从来都批评香港学生对内地学生的污名化和不接纳,对挂红旗的同学施以校园暴力也当然令人不齿,但是反过来,内地学生什么时候才能不拿着红旗去表达,什么时候才能不自觉地扮演侵略性权力的代言人?

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重新叙述的民族主义

摄: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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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26-opinion-china-idol-narrative-nationalism/?utm_medium=copy

8月14日,王嘉尔、张艺兴、吴谨言等表态支持香港警察的艺人在Instagram收到大量负面评论,他们的粉丝随即翻墙到Instagram留言“控评”。控评文案(“我家哥哥出道几千年 现存最古老文明”)把中国人格化为爱豆(idol),不少表情包用“阿中哥哥”来指代中国。

随后两天,《环球时报》等媒体跟进报导,“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登上微博话题热搜排行榜,成为8月16日舆论场的焦点。

“出征”的粉丝被观察者网概括为“饭圈女孩”,相关报导的漫画配图,是手持键盘、头戴兔耳朵帽(因为漫画《那年那兔的那些事》的走红,兔子成为年轻民族主义者的常用符号),站姿昂扬的女性形象。

“阿中哥哥”和“饭圈女孩”的出现,可以看作最近几年诞生的“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又称“饭圈民族主义”,由刘海龙提出的概念,指“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日臻成熟的标识。“不关心政治”的饭圈在表面上完成了跟官方民族主义的合流,合流背后的两条脉络,一是党团宣传战略的布局,一是饭圈文化(强组织、反黑、控评、打榜)的自我演变。

民族主义者与饭圈女孩:从征讨到合流

网络出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贴吧时代的“爆吧”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六九圣战”,几乎可以看作是男性民族主义者对“饭圈女孩”的征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韩国明星组合Super Junior的粉丝为了争抢门票在世博园内发生踩踏事故,有武警和志愿者被粉丝殴打和辱骂。“魔兽世界吧”网民随后集结,通过“爆吧”的方式瘫痪了韩国明星网站和贴吧。

“脑残不止,圣战不死”是这场运动中广为流传的口号。从此以后,追星族,尤其是韩星的粉丝,在互联网居民的图谱上,被放置在幼稚、缺乏政治敏感、女性化的一端,跟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完全没有重合之处。

2013年,台湾歌手张悬在英国演出时,接过台下台湾学生给她的中华民国国旗,一个大陆学生当场喊出““No Politics Today”(今天不谈政治),此事在当年酿成一场小风波。尽管许多人已经指出,“不谈政治”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窥见一种试图分隔追星娱乐与政治生活,回避政治话题普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危险的,对明星和粉丝而言,“六九圣战”的教训历历在目——国家面前无偶像。对一向重视青年工作的中国当局更是如此,“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2014年1月,共青团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强调要“经过5年努力,力争形成内容上与青年思想实际和认知规律相适应,方法上更具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的青少年思想引导工作体系”。

这一目标在当时属于艰难任务。2014年前后的舆论环境里,“爱国”并没有太大市场。以捕捉互联网情绪见长的咪蒙,在2013年的定位还是一个“公知”,她发布的一条微博,言辞激烈地把爱国比喻为“兽交”,现在回看仍难以想像。2014年国庆前夕,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发起与国旗合影的活动,应者寥寥,还遭受了不少网民的嘲讽。

随着国产流量明星时代的到来,和宣传部门战略的调整,舆论场的水温逐渐发生变化。2015年五四青年节,韩庚、王俊凯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优秀青年会,11万条粉丝留言中,“少年强则中国强”尤为醒目。时任共青团宣传座谈部新媒体处处长吴德祖,在一次公开培训中分享经验:“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能打败公知脑残粉的,只有偶像的脑残粉。”

2016年,因为周子瑜“台独”风波,“帝吧”网友远征Facebook,在蔡英文、三立新闻、台湾苹果日报等主页下留言洗版。此次出征并没有获得官媒的背书,唯有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以“90后,相信你们”等微博明确表态支持。爱国青年需要官方撑腰,“团团”需要青年粉丝,双方各取所需,从此结为亲密盟友。今天饭圈内部出现纠纷,向共青团中央互相举报几乎是常规操作。

“帝吧出征”以周子瑜道歉结束,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旗手《环球时报》用一句话为这场出征点题:“祖国才是大本命。”随后,共青团中央写了一篇《小粉红是谁》,将“爱国女孩”确认为民族主义战线的一员。

这篇文章延续了对年轻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依旧和“六九圣战”时期一样,被形容为是幼稚(“不太懂网络安全,不懂网络舆论”),缺乏政治敏感(“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的女性(“有个爱她们的男朋友,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女孩”)。

但这次的不同是,在官方(男性)论述里,她们爱的不止是流行文化(包含偶像),还有祖国。“脑残粉”与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终于可以重合。

到了2019年,“饭圈女孩”几乎独力扛起舆论战的旗帜。7月份,帝吧谋划出征香港“连登讨论区”,但在出征之前,组织者遭到香港网民的起底,并在被官方约谈后宣布停止活动,出征以失败告终。相对地,8月份“饭圈女孩”出征在Instagram,则在事后受到官媒的集体背书,大受表扬,进而才有了“阿中哥哥”与“祖国反黑站”。

饭圈逻辑与中港问题,新的民族主义叙述

严蔷分析过明星“粉丝团”,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内设了某种“战争”,其组织本身极富军事隐喻。换言之,饭圈就像一个练兵场,日常的打榜、控评、反黑是“军事演习”,只要换个旗号,随时能进入民族主义的舆论战场冲锋。

控评是饭圈的制式动作,粉丝团的“初级侦察兵”每日会不间断地在微博搜索偶像的姓名和姓名缩写,一条条翻阅搜索结果,进行初步的舆情监控,将负面微博呈报“反黑组”。这是大部分遭遇战的开始。

2018年7月,《人物》杂志记者谢梦遥在微博上批评流量明星吴亦凡的唱功,一天之内评论数破万,并登上微博热搜。吴亦凡的粉丝成批涌入谢梦遥微博,先是在评论区向他介绍吴亦凡的实力和进步,希望破除他的“误解”。交涉无效后,战役进一步升级,“战斗粉”进场,谢梦遥的私信收到大量辱骂、人肉搜索和死亡威胁。还有不少粉丝向《人物》杂志社举报、投诉谢梦遥。

今年7月,针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舆论战开始后,饭圈文化(控评与反黑)几乎完整地内化于这场陆港舆论战之中。表态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微博被逐一侦查,“阿中哥哥”的支持者出现在评论区跟他们进行论辩、争吵,“战斗粉”则对他们进行辱骂和死亡威胁。

对支持者进行人肉搜索和公开举报的情形,比饭圈内斗时更加凶猛。以笔者所知的情况,7月份至今,有至少10个人因为在朋友圈或脸书表态支持香港运动(或同情香港示威者)而被公开举报,他们的详细个人信息被发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配以“港独”的指控“游街示众”,并报送给他们的工作单位、毕业学校、属地公安和网警。

在微博超级话题“祖国反黑站”(一个完全移植自饭圈的概念)里,至今还在不断地更新这类举报和指控。吊诡的是,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那么敌人理所当然是搞乱香港、试图分裂祖国的“港独分子”,也就是大陆媒体所指的香港示威者,可是在“祖国反黑站”里,大部分帖子指控的却是支持香港、批评大陆的“内奸”。对比2016年帝吧出征时被钉在靶心的周子瑜,这一反差并不寻常。

同样呈现出反差的,是“微博反黑站”在超级话题榜排名和活跃度,远比“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要高。这似乎显示了大陆民意的重心,并不在于领土主权是否完整,而是中国的形象是否受到诋毁。也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完全无涉“港独”议题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会在大陆引起这么大的民意反弹。除了当局的信息操纵,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自2012年反水客运动的“蝗虫论”之后,大陆涉港舆论一直处在“被香港人看不起”的阴霾中。“为什么香港年轻人会如此仇视中国大陆?”这个问题是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大陆网民不断发出的疑问。对大陆年轻一代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是否被看得起。

也因此,有关香港衰落的文章,几乎每篇都会成为爆款,年轻人们亟须看到大陆的“流量”超过香港。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林西曾经指出,流量明星的商业价值与他的微博数据排行有很大关系。意识到这一点的粉丝,主动投入到数据的生产线中,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打榜,置换成偶像的商业价值。“哥哥只有我们了”,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事实。以饭圈逻辑理解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则大陆必定需要在排行榜上战胜香港。尽管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指出,一个经济繁荣的香港有利于大陆市场,对于官媒来说,渲染香港的衰落也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但是在饭圈思维中,排行榜上只有输赢之分,大陆必须发展,香港必须衰落。

可以说,饭圈术语不是被民族主义借用,“阿中哥哥”也不是浮夸的修辞术,这场舆论战,究其本质,就是一个饭圈事件。控评、反黑,都是饭圈用来描绘他们所处世界的术语,“阿中哥哥”的出现是这套术语的再完善,它是饭圈一代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在饭圈语境里,国家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个“正主”(指自己的偶像)。饭圈规则,“正主”只能被维护,不能被质疑。

毛泽东曾经写下,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这也是饭圈的首要问题——谁是哥哥的敌人,谁是哥哥的朋友。

讽刺的是,如果用饭圈逻辑处理反修例运动中大陆-香港的关系,结果只可能是分裂的而非统一的。因为饭圈男孩女孩们不仅需要一个“正主”(中国大陆),也需要一个“对家”(香港)。饭圈生活,只有在守护正主的无止尽战斗中才变得有意义。这种二元对立,正是民族主义认同的起源——在“他者”中想像“自我”。所以饭圈逻辑越是深入人心,一个新的“中国”的形象就越是清晰,这个新的“中国”,不包含香港。从这个角度讲,最大的“港独”势力不在香港,而在中国大陆。

文革的幽灵“复活”了吗?

工于在互联网上起底、举报、游街异见者,且受到官方盖章认证的“饭圈女孩”,被很多人看作新时代的红卫兵,激起了藏在历史深处的恐惧。在政治挂帅的中国社会,举报几乎是毁掉一个人生活和前途的最简单方式,也被看成是道德上最卑劣的行为。而在饭圈的游戏规则里,“先撩者贱”,首先挑起冲突的人(比如在自己的微博批评了流量明星)在道德上处于劣势,被认为要承受自己带来的后果。

两种道德观的迥异令人咂舌,但须要厘清的是,饭圈并非真的是“道德沦丧”之地,作为一个亚文化圈子,饭圈内部斗争往往默认不会影响到原住民的现实生活(跟踪、偷窥偶像的“私生粉”,也为其他粉丝所不齿)。饭圈的举报,大部分是指通过微博平台进行投诉,以促使举报对象的微博言论被删除,起底、游街并不是主流做法。这两个月来凶猛的起底行为,有许多来自官方雇佣的职业五毛,他们和“饭圈女孩”同属一个阵营,但谈论动员问题时,应该分开看待。

真正的问题,是变动中的中国社会也早已处在巨大的道德焦虑之中,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教导年轻人如何面对道德问题。真空之下,习得的圈子规则(除了饭圈,还有二次元圈,耽美圈,美剧圈等)成为一代人在不安定年代的行为指南。

最近电子科技大学的通识课老师郑文峰因为和学生关于期末论文的争执,其“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的言论被学生举报,由此引发了又一波文革焦虑。而在关于此事的一个知乎问答里,有人如此评价这一事件:通识课程是不重要的课程,学生一般都是随便应付论文,老师也会默许,这个事情是老师先打破了规则。换言之,“先撩者贱”——饭圈规则再次生效。

也因此,“饭圈女孩”等年轻一代对香港支持者的起底和举报,尽管在行为上接近文革幽灵的复苏(人民批斗人民),其思想资源却十分简单,只是把“饭圈”规则用于理解和处理政治问题。这样一个“饭圈”世代,遇上以“讨好”年轻人作为宣传战略来占领舆论阵地的共青团中央和其他官媒,造就了低龄、易受冒犯、愤怒、缺乏同理心的社会与媒体景观。海外中国留学生在民主墙手撕反修例海报,在香港学生喊口号时集体回以粗口,开法拉利车队上街表达爱国,都可看作是这种“圈子”规则的应用——他们知道如何用小团体的规则处理小团体的纠纷,但是从没学会向世界表达意见的恰当方式。

在对香港的舆论战上,“饭圈女孩”和官方民族主义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合拍,但是,是否可以把两种逻辑的交汇时刻,看作官方完成了对“饭圈女孩”的收编,仍然存疑。

官方民族主义的逻辑,是自上而下推进文化和政治的统一,以此呼唤国民对现存政权的“天然”效忠,国家的意志强大且不容置疑。而在饭圈的逻辑里,维护“正主”,是因为“哥哥只有我们了”,是“我”选择了爱豆,重要的是粉丝的意志而不是偶像的意志。进一步说,真正的饭圈女孩,看到“阿中哥哥”遭遇如此多黑粉,一定会骂他的公司和经纪人。

对于宣传机构来说,年轻人的个人意志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对“香港暴徒”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舆论攻击之后,《人民日报》微博在8月23日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你好我的香港朋友”,试图缓和舆情。但这条微博并没有起到效果,评论区依然充满对香港的厌烦、不原谅、敌意。以至于《人民日报》不得不对评论进行筛选和出动水军,生硬地留下满屏“张国荣”。

随后两天,《人民日报》再次转换口径,以极端激烈分子形容“香港之路”的参与者,怒斥示威者为“暴徒”,再次与“饭圈女孩”同仇敌忾。对于官媒来说,香港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暴徒,取决于政治风向的转变,舆情服务于政治目的,年轻民族主义者们最好能像水军一样服从他们的指挥。但对于“饭圈女孩”来说,没有和解的理由,不仅如此,按照饭圈的规则,这是粉丝之间的战争,如果“正主”下场劝停,甚至有可能引起“脱粉”。同样在今年7月份,当大批网民向广电总局举报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出现台独地图不获处理后,他们转而怀疑广电总局的立场。

正如1966年,煽动和支持学生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现他们难以掌控红卫兵运动,甚至还遭到红卫兵的质疑一样,历史的回音再一次出现,眼下的宣传官员会发现他们可以操控舆情,但难以审查“民心”,被鼓噪起来的仇恨情绪,在年轻人的规则里,已经难以平息。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作者:郑常人,一群来自中港台的年轻朋友

本文首发于香港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7-notes-zhaohaoyang-lie-and-prejudice/

2017年,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最近名为赵皓阳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作者在浸会大学读过一年制的研究生,他形容香港学生“幼稚病”、跟“用爱发电”的台湾人一样“蠢”,批评香港学生会“假民主”,港生不懂殖民历史,香港基础教育质量比不过内地,学生质素“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同时,他认为香港社运是民众被蛊惑,“受西方价值观冲击”,上街游行可以获得“虚伪的满足感”,其实是用肉身在供养资本家。他表示,除了他,香港无人意识到地产问题才是香港真正的威胁。

赵先生的文章,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之多,令人瞠目。要一一指出这篇文章的问题,体量大概可以出一本小书,于是,我们就把这本小书写出来了。

从文章看来,赵的知识体系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资本家吸血普通人”。如果要再复杂一点,那么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就是“年轻人太蠢被煽惑”,三板斧来回使用。而政治体制在他眼中有如不存在。

赵先生此文的问题不是他知识太匮乏,而是品性太差。用他的话来讲,他不是“蠢”,是“坏”。这种“坏”意在撩拨内地已有的“仇港”情绪,用虚构故事和错误事实制造中港矛盾。不仅如此,赵还在文章里流露出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尽管他本人并不在列),和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从源头上试图抹去普通人抗争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用赵先生的理论来讲,他所做的事,是在替权力和资本压榨普通人。知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补上,品性问题还需要他自己努力。

一、香港年轻人很蠢、假民主,学生会都是逼人表态的吗?

“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虽动,这是原则。”

赵皓阳在文中提及的学生会经历,真实性存疑。赵皓阳曾在浸会大学就读一年制研究生课程,而浸会大学学生会会章明文写道:本会乃唯一代表全体香港浸会大学全日制学生(除研究生及退会者外)之组织。因此,他不可能是学生会普通会员,干事会成员就更不可能了。

香港学生会的竞选过程与大陆不同。学生们先组建内阁,再与其他团队竞选,这一过程称之为“上庄”。经过学生投票,成功“上庄”的内阁,整个团队会成为该届的学生会干事会,一胜俱胜。每个“庄”的名单都会留下纪录。

赵提到太阳花运动(2014年3月至4月)期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读书,而查阅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浸会大学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名单,都没有赵皓阳这一名字(事实上每一年的名单都没有)。学生会的职位有干事长,秘书长、干事,唯独没有他说的“理事”一职。内地学生参加学生会竞选,由于紧张的中港政治关系,会成为本地报章头条新闻,这几年来香港各间大学都没有内地生成为学生会干事会成员的先例。

退一步讲,如果赵文中提及的学生会会议,只是学生会召开的咨询会、研讨会,那么所有学生均可以参加。但是会上不大可能出现学生会成员逼人表态的情况,这毫无意义,不是学生会的运作方式。学生会对外的表态是由学生会干事会做出,不是在咨询会、研讨会上讨论得出的。

香港各间大学都有民主墙,学生想要公开表达意见并引发讨论,会在民主墙上贴海报,赵所描述的在会上逼人表态的做法,更像是内地学生会的经验。香港学生会并不是毫无问题,也一直遭受到本地学生的批评。但是赵的这段描述,只显示出他对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架构和运作的无知。

实际上,香港大专学界学生会的历史可以追到1949年之前。在重大历史时刻发生的社会运动中——抗日、保钓、中文运动、六四、雨伞运动等等,学生会都深入参与了。当年一批一批的学生会成员,很多人后来也在不同的界别中继续推动社会改革。赵一句“幼稚病”的判断,不仅不成立,更显示出他对历史的陌生。

二、香港人留恋殖民地,但被人“biubiubiu地打”,连历史都搞不清?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作者处理六十年代香港的态度极度简化。事实上六十年代香港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但这并不只是一般的“香港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故事,当中包括冷战时期中共驻港机构和当地左派在文革的影响下,不断升级武力(甚至用土制炸弹),希望中央收回香港而酿成的“六七暴动”。

回到六七暴动的历史现场,你会发现无法简单地用香港人、中国人、英国人这样的标签来分派别进行叙事。六七暴动的确可以称之为反抗港英政府管治的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并非凭空出现,在1960年代,以叶锡恩为首的改良派英籍议员,一直在支持本地人民争取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反对港英政府官员的腐败。同时,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其他亲共人士,也参与策划和支持了六七暴动,但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个意外。

六七暴动的规模能不断扩大,跟大陆同一时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有关系。1949年之后,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对他们来说,保留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好好加以利用,比建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更有现实意义。周恩来就表示过,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因为可以借此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央政府失控停摆,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从《人民日报》嗅到风向,以为中央准备收回香港了,就推动、升级了行动。

赵皓阳在文章中提到六七暴动的结果是“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这种煽动种族情绪的用词没有说的真相是,其实很多警察是华人。而且他不知道,当时周恩来批评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香港问题的“夸大”,也反对香港左派继续罢工和升级行动,要求尽快让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恢复平静。换言之,北京政府与英国当时的态度是相似的。

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的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只是以一种更为和平的方式在进行。人们继续走上街,为自己的权益向殖民地政府施压,并成功促使港英政府开始检讨其管制架构、自我改革。1971年麦理浩港督上任,在随后的几年里推动受薪者享有带薪年假、创立廉政公署、兴建地铁、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房屋计划,大幅改善了香港的居住环境。从1960年代到2019年,这样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像赵先生一样,许多内地朋友长期指责香港人怀念殖民时期。前文的叙述已经点出,战后大部分香港人未必真的很认同港英政府,而殖民政府也确实透过法律等手法打压港人的抗议运动(比如《公安条例》)。但讽刺的是,这些法律本来在九十年代因为不符合人权的标准而修改,但又被中央政府属意的临时立法会恢复,直到现在仍然箝制港人的政治参与。要说恋殖,要说怀念殖民政府的国家机器,中央政府才是当中的表表者。

现时,作为政治派别的“归英派”数量并不多,但是一部分普通市民“恋殖”的情绪的确存在,这种情绪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即对现任政府甚至九七后的整个特区制度的不满。为什么回归后的香港人民,会觉得当下的政府还比不上殖民地政府,这难道不是香港政府和中央应该反思的事情吗?

三、台湾人很蠢,民主也很肤浅,搞什么“用爱发电”?

“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作者的第一个事实性错误是“台湾经历过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发展核电的计划”。稍有常识者皆应知悉,停电的原因非常多,动物或树木碰触电缆会造成区域性短暂停电;打雷、车辆碰撞电缆也会造成区域性停电;管线施工不慎、挖路或挖下水道误触电缆、变电所故障、电线电缆故障、变压器或开关设备故障等,都可能导致特定区域在特定时段的停电——赵先生所指“上百次停电”所指为何?如此简化停电原因和单一归因,不论是常识缺乏,或是一厢情愿,都是严重误导。

赵先生又将停电和缺电直接挂钩。事实上,“停电”跟“缺电”不见得有关,而根据台电公开资料限电纪录,21世纪初,台湾的限电次数仅为2次——就连2017年发生的“815”全台大停电,也是采分区轮流停电。

作者的第二个事实性的重大错误是,台湾并不是在21世纪初经历停电之后才发展核电的。台湾从1968年开始便发展核电,一开始发展核电是因为石油危机,跟缺电无关;而发展核电后,依然有缺电问题。

台湾的反核运动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回顾台湾反核史,1980年核四的建设计划便遭反对,但当时主要是基于经费过高的考虑。但直至1987年,台湾实际上都处于国民党威权政府戒严时期,而反核的第一枪,是在1986年双十日,由党外人士在台电大楼门外打响的。可以说,1985至1988年是台湾反公害运动和环保运动快速兴起的时期,当时的环保和反核人士中也有不少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因此环保及反核力量也被视为对威权政府的挑战。这些挑战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在1986年组成“民进党”,环保和反核是为党纲。

作者所说的“台湾当局提出发展核电的说法”及“政客后来为争取选民支持喊出用爱发电的口号”脱离历史事实与脉络。反核是民进党立党主张之一,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支持反核的民进党上台,便一度搁置核四的发展计划,不过,在立法院拥核立委的支持下,又在隔年宣布核四复工重建,令反核团体大为失望。后来,“核四重启与否”也成为台湾蓝绿的一个政纲争执点,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曾希望2016年前重启核四,但迫于民意反对未能成功。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蔡英文提出要在2025年将台湾建成“非核家园”。

台湾的反核历史悠久,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反核运动音量更涨,2013年开始民间团体每年发动“反核大游行”,“用爱发电”则出现在2015年的反核游行中。由公开资料可知,当时的游行分为5大队,分别是告别核电大队(当地居民)、用爱发电大队(亲子、教育团体)、节能减碳大队(市民、学生、艺文团体)、多元能源大队(社会团体)、能源民主大队(政党)。因此,“用爱发电”在当时只是一个游行方阵的队名及口号而已,原意是指希望能用对孩子的爱,来达成“非核家园”目标。

“用爱发电”近年成为台湾社会及政坛在讨论核电议题时会使用的词汇,是因为2017年台湾经历了“815”全台大停电,肇因于台湾中油对台电大潭发电厂的天然气供应管线意外停止运作,导致大潭发电厂6部机组全部跳停,进而造成全台电力备转容量不足,供电系统避免全面崩溃启动保护措施而分区停电。此事再次引爆台湾社会对能源使用的大讨论,对大停电感到愤怒的网民翻出“用爱发电”的旧词来讽刺“反核”,后来成为网络流行语,也在台湾的核电议题中,被不同立场人士拿出来调侃。

核电到底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限制,涉及科学应用、专业管理、国家安全等问题,本文不赘。但从这段简要梳理可知,“用爱发电”就像大陆地区网红的“文体两开花”一样,这词语有其产生、附著、演变的历史及背景,并不如作者将其视为一个单一事件那么简单。“用爱发电”只是一个口号,不是论述,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不断针对能源转型进行不同论述、攻防,并无台湾人如同赵文所述“相信真的用爱可以发电”。当赵文指出,“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时,其实台湾读者也很惊讶赵文有这种惊讶——这样理解一个口号,不是曲解,就是愚痴。

四、说大富豪垄断香港,已经触到香港问题的根源了吗?

“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经济问题。

原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此话不假。顺便要补充的是,香港大资本、大富豪的特点,正不仅仅在于只经营房地产,有一个词形容他们叫“地产霸权”,本文暂不论“霸权”这个词的使用是否恰当,但要指出这样一种地产集团的实力庞大到可以影响香港整个经济,包括零售、公共交通、电力供应等——港人的吃穿住用行几乎全被大财团包了。

但是接下来作者说,“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严重的事实错误了。“这一点”如果说的是“地产霸权”,那么当作者2013-2014年来港读书时,“地产霸权”这个词已经流行了几年,曾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的潘慧娴,2007年已写书剖析地产霸权,2010年翻译成中文并重新修订。2011年,“地产霸权”更成为当年七一游行的关键词。香港“反地产霸权”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已经展开,人们反对大财团、提倡支持社企、良心消费。

作者似乎想要更直接提出的是,“高房价下跌将会令香港经济体崩溃,而房价居高不下是香港政府的治理责任,主要始于董建华的八万五政策未能实行”。

“八万五”是香港房屋政策问题中的一个经典讨论,的确,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假如当年董建华的“八万五”——包括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万个、10年内全港70%家庭自置居所,以及轮候公屋平均缩短至3年等——能够顺利实施,香港就没有如今的房屋问题。然而回到“八万五”当年的背景,时逢金融危机,而八万五计划一推出,香港楼市即刻大跌,不少人变成“负资产”,负债破产。有人认为这一政策是九七年推跌楼市的元凶,但也有另有一派反驳,指亚洲金融风暴才是真凶,楼市崩溃跟八万五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如何,当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香港经济遭遇极大打击,港人生活也受重创。而董建华在传媒追问下,一句“这个政策不再提了就等于没有这件事了”,也令他背上对问题视而不见的骂名,成为他最具争议性的政策。

房屋政策和楼市之间的互动是千丝万缕的,影响楼市价格的一定不会只有一种政策因素,经济、金融情况都会影响价格;历史也没有如果,很难说假如“八万五”一直继续下去,香港楼市是不是就可以在无风无浪的温室里稳定发展。后来也是出于挽救香港楼市的意图,2002年,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推出“孙九招”,包括取消拍卖土地、暂停勾地、暂停两铁项目投标一年、终止出售公屋计划等,以减少土地供应及政府干预来稳定楼市,结果之后楼市一飞冲天。这也说明,无论政策意图如何,要评估其对香港经济的全面影响,都是复杂的。

“董八万”和“孙九招”都是董建华任内的事情,在他之后,曾荫权任内,因前任政府停止卖地、住宅供应量长期偏低,加上内地经济起飞,热钱流入,香港楼价便快速重拾升轨,甚至遭遇泡沫危机。曾荫权政府于2010年引入“印花税”抑制物业投机活动。在社会对复建居屋的强烈要求下,推出“新居屋”及“置安心”计划,以满足市场对中小型单位的诉求。作者所说的曾荫权任内房屋增量不及董建华,主要是因为前任政府留下的教训,令后来者不敢贸然重新启动卖地。

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后个多月内,就公布连串新招,例如“港人港地”、简称“白居二”的白表免补地价购买二手居屋计划、要求市建局“楼换楼”项目转作资助房屋(即后来的焕然壹居),以至将房委会工厦改建为公屋等。推出初期社会热烈反响,但到后来发现问题多多,直到他卸任,香港的房屋问题并未有多大改善。

林郑月娥上任后也推出一系列新政,“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如今最有争议性的土地房屋政策,在此不赘。

历数历届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是希望读者明白,首先,香港确实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激烈的人地矛盾,也是难解的顽疾,从官方机构、智库,到社会运动、民间团体都在关注,是官与民,及左右翼向来要辩论、争取的阵地。

香港地产霸权的问题来自殖民时代的政商结构,而中国在香港回归后仍拒绝改革香港的殖民地式官商勾结政经结构,特首选举制度、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的设计,都是维持这一结构的具体表现,商界向来偏建制、支持政府决策,垄断的庞大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最难打破的天花板。

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四大家族,他们的发达也绝不是靠单纯的经济行为卖房子那么简单,大财团在港英时期、中共统治时期得到不同力度的支持,变得愈发庞大及雄厚,对本地经济影响举足轻重,但在政治天秤上却常常偏向深圳河以北,因此对港人来说,都是香港土地上成长的商人,怎么还会有“香港商人”及“中国商人”的区别。这也正是雨伞运动爆发的深层原因——当反对政治失效、香港政府日益变成一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中央与香港关系日益紧张、而经济问题长期不得解决、民众失去对“我城”命运的把控⋯⋯社会便要求从根本上——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改变。

房地产问题当然是香港的真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或说只是根本问题的一半,而香港人为对抗地产霸权而发起的土地运动,至少也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若作者是一个真左翼,言之凿凿要为香港政经问题把脉,那么理应不会把“房价居高不下”仅仅归咎为“香港政府的治理责任”、把一个复杂问题浓缩为香港孤岛般的地方治理行为,却刻意/选择性忽视了这背后不同管治者、包括中共的角色,以及更深刻的政经脉络。

更不要说,中国恰恰是香港“双轨”土地制度的学习者。和土地私有的地方不同,香港土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港英遗留)。港府通过售卖​​土地在规定期限的“使用权”予土地开发者或使用者,也就是内地所熟悉的“卖地”。这一套“卖地生财”的玩法,完完全全是从香港学的,霍英东是第一位“老师”。由于内地也是土地归政府/集体所有,因此香港这一分割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玩法”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地大受欢迎,原封不动学习过去,使得中港两地在土地制度上恰恰是“一国一制”。同一种制度,就会有同一套问题,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上的中国楼市,其实和香港楼市一样,也早已伤痕累累。

而于香港而言,中国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的垄断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虽然中国没有“私人垄断”、也不可能出现,但从公有制上演变出来的国家对货币、市场、土地等的掌握,配合以国家官僚体制的控制,使得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财富拉锯日益紧张。这几年大家遭遇的泡沫、危机、破产还少吗?香港今天的问题,在中国一线城市早露苗头,今后甚至可能因为体制问题而增加解决难度,从而变得更为严重。

赵还喜欢提澳门,说澳门政府会发钱,澳门好,香港不好。但2018年香港政府盈余183亿港元,给年满18岁、2017至2018年度无缴交薪俸税、在港无物业、无领取政府援助、持香港身分证且通常居港的人,发放了4000元津贴。其实港府财政最饱受批评的不是小气,而是公民难以决定公共财政方向,钱没有用到其所,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这才是有关政府财政分配的真问题。

五、香港基础教育出问题,除了精英,剩下全是愚民?

“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

首先要说明一下,姑勿论中港两地的教材差异,中小学教育究竟是不是要比拼谁学得深,谁做题比较厉害呢?这是不是就是对青年成长最有益的教育呢?基础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再谈谈两地基础教育的对比。

(以下段落作者为在香港当中学老师的内地移民)

香港的中文和数学科目的必修部分,的确比内地高考要简单一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更难的延伸内容又单独设置了独立的选修科目,地位等同于物理、化学、地理等选修科。

例如,中文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选修中国文学科,英文同样有英国文学科。想要在大学修读理科、工科和商科的学生,在数学领域可以再选择修读数学延伸部分单元一或单元二,涉及很多高等数学微积分、统计的内容。

至于理科,以我做过香港的“高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简称DSE)各理科的试卷来看,理科的课程范围比内地高考课程更广,甚至更深。例如,当年我在内地学的高中化学,在反应速率、化学平衡那部分,课本没有涉及平衡常数的概念,只有一个定性的描述,而香港DSE课程必修平衡常数。生物相比内地生物课程深度和广度多得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只有物理,香港课程虽然涉及面更广,但题目确实更简单些。

另外,DSE的英文,词汇量、写作要求都比内地高考更严格。想更细致了解香港高中课程大纲,可以参考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课程及评估指引。顺便说一句,作者提到内地九年义务教育是一项伟大创举,却选择性忽略了香港已经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几乎所有人都是至少中六毕业。未来,甚至连幼稚园的三年,都有可能完全免费,已经由试点计划在进行中。

香港高中有四个核心必考科目,中、英、数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科是内地所没有的。

(以下段落作者为香港流动学校老师)

现时中港两地基础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并非学科深浅,而在于教育培养的价值。自2009年起,香港把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通识科列为高中必修课,与中国大陆强调政治八股的思想政治课恰恰相反。

通识教育的课程,要求学生学会综合各持分者立场,分析利弊,抒发己见。考试题目时有要求考生回应具争议性的时事议题。笔者参与的义工团体曾与数间中学合作,为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教材和户外考察活动。

记得一次活动,我们带队考察了香港一个备受争议的大规模发展项目,并与学生一起走访将被拆迁影响的村民、农户、老人和商户。考察过后,学生们分成小组,每组要代入其中一个持份者的角色(如政府、发展商、村民),综合考察和阅读材料所得,以论坛形式与其他同学辩论该发展项目的利弊。学习目标是希望同学在表达自己论点和理据之余,也要理解和代入他人的处境。类似这种鼓励同学独立批判思考的教学活动,并非通识课独有,而是广义公民教育的一部分。通识科带批判性的课程目标,曾被亲建制人士批评为“误人子弟”,要求取消其必修课的地位。

赵在文中提到香港的教育是为了“愚民”,如果“愚民教育”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奴隶,训练批判性思考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公民。那么较之香港教育,大陆的思想政治课更适合称之为“愚民教育”。

在开放的社会,公民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公民可以通过公开、自由的讨论,利用结社自由,联合起来影响公共政策。可是有效公共讨论需要一定的规则,基本的如要尊重他人,避免人身攻击;清楚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也要聆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学会分辨信息是否可靠。所以成为一个公民需要经过教育,这种教育在开放的社会就像语文、数学一样基本。

顺便一提,赵先生对精英教育的想像实在太过一厢情愿和无知,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底层人民才有危机,有钱人的世界一片美好。希望他能早日挤入他期待的精英阶层。

六、听说香港最近很乱,人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最近几个月,香港市民很关心政府打算修订《逃犯条例》一事。争议从2019年2月政府推出修订草案就开始了,最初,争议集中在法律界、商界、不同政党议员的辩论之中,但争论持续几个月之后,政府丝毫没有打算听取各界意见的意思。在巨大争议声中,政府仅仅以20日进行公众咨询,随后在4月3日于立法会进行草案“首读”并通过,开始进入法案委员会讨论。

在法案委员会里,建制、民主派议员激烈争持不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随后宣布草案将绕过法案委员会,在6月12日直上立法会恢复二读。在香港法律界具公信力的大律师公会,分别于3月及4月两度就条例修订提出意见书,反对政府做法。

5月中开始,香港公民社会的各种团体和普通市民纷纷行动起来,以网络联署、街头派传单宣传的方式表达意见,不过政府依然不理会。6月6日,香港法律界发起黑衣大游行,近3000名法律工作者在街头静默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到了6月9日,在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下,103万市民走上港岛主干道的街头,和平游行表达意见。

在此之前,香港上一次百万人游行,已经是1989年了。当年5月28日,150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和群众。

岔开一句,无论回归前后,在香港,类似这样的游行都多不胜数,申请程序也简单。

根据《公安条例》,超过一定人数的集会、游行及聚集必须在举行的7日前以书面方式,到警署向警务处处长提出申请;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在72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申请。如果警务处处长不反对,就会最迟在游行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6月9日的游行是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的,实际上这是民阵发起的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第三次大游行,每一次都是合法游行,香港警方会派员在现场维持秩序,许多市民对维多利亚公园至政府总部的游行路线,也非常熟悉。

回到正题,为什么大家关心《逃犯条例》怎么改?其实,这个条例1996年就通过了,条例明确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不适用于此条例”,就是说,香港和中国内地、澳门等地之间不能进行引渡,这个规定实施了23年。但到了2019年,港府突然提出彻底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不适用于此条例”的规定,并且同时取消引渡个案需要通过立法会审核的关键程序。

人们最担心的是,倘若新条例通过,以后香港居民被移交去中国内地受审和服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这也是反对修例者口号中的“送中”。

有人会说,你不犯法就可以了嘛!但试问,目前中国冤假错案、不公平审讯、非法刑拘等情况,不存在吗?退一步说,其实真正认为自己会成为“逃犯”的人或许不多,但这次修例唤起人们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忧虑。

但无论市民怎么表达担忧,港府就是不为所动。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之后的晚上,市民都还没回家,政府就发了声明,重申立场:6月12日立法会开会二读草案。9日当晚,金钟立法会示威区附近爆发了警民冲突,警方最终出动胡椒喷雾及速龙小队强力清场。

12日,立法会就要按原订计划开大会了,政府没有丝毫回应市民诉求,市民于是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大早坐地铁坐巴士到金钟,早上8点就占领了几条主要干道。最初到场的是一批批年轻人,后来中年人也来支援,到了午饭时间,周边的白领也来了。在最初7个小时,金钟主干道上密密麻麻的所有人,就只是和平地站著,大家希望利用自己的存在,直接向政府表达不满。

虽然在这期间,立法会取消了原本议程,但政府没有任何表态。下午三点,部分站在警方防线前方的市民开始冲击,而警方也很快以大型武器(据警方消息,包括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数发橡胶子弹、胡椒球等)还击示威者。这场警民冲突引致81名市民受伤。

警方则说有20名警察受伤,在当日下午将冲突定性为“暴动”,并称警方行动“容忍”、“克制”。“暴动”定性引发市民更大愤怒,而不同团体均指出警方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无论是武器级别抑或数量,均为香港多年来处理大型示威活动之最。香港记者协会共收到26名记者对警方滥权的投诉,包括10宗涉及近距离向记者发射催泪物品,其中3宗直接击中记者头部;3宗涉及以警棍追打记者等。

基于以上种种,众多团体要求政府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冲突、检讨多年来为人所诟病的监警会机制,以及撤回修例。

在612事件3日后,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承认政府的解说和咨询工作有所不足。她没有道歉,亦坚持不会撤回条例。

翌日,6月16日,全港200万市民上街游行,人数破了一切本地记录,他们要求政府撤回条例。这一天同样是合法游行,但出于不明原因,警方在这天派出的人力很少。这天由于游行人数众多,密密麻麻的人塞满港岛主干道,但秩序井然,即使到了傍晚,金钟夏悫道等多条主干道再次被人潮和平占领,没有任何暴力冲突,市民有秩序地让路,让车辆逐一离开。晚上七时许,当一辆救护车经过金钟道时,人群自动以“摩西分红海”之态迅速让路,救护车毫无阻碍顺畅驶过。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传。

6月18日,林郑月娥再次召开记者会,向市民致歉,但对于市民要求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冲突等要求,均未回应。目前,不同界别的市民仍然在组织发起各种不合作运动,或者更有创意的发声方式。

这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一个复杂、多元的博弈过程。市民运用了民间宣传、网络联署、和平游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多元方式,一起向政府表达民意。当然,香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也助力不少,这次不少教会和牧师、专业组织、行业协会也参与其中,人们尝试用各种新的方式进行连结。这不是乱,是人们在互动、连结、组织、发声。

七、听说雨伞运动的学生绝食都是假的?

“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

赵皓阳嘲讽“接力绝食”,就跟他嘲讽“用爱发电”一样,明明一知半解却强发议论。2014年内地报纸《环球时报》也把“接力绝食”拿出来讲,说这是“饿不起又要表演的秀”。《环球时报》也持批评态度,但是连它都不敢像赵皓阳一样随口杜撰数字,原文是怎么写的:“黄之锋只饿了108个小时(中间喝过葡萄糖水),就撑不住了。”

当时发起绝食的几个年青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黄之锋在绝食108小时后,由于医生表示他健康状况恶化,结束绝食。吴文谦在绝食逾80小时,按医生建议,喝了一口电解质饮料;吴文谦及郑奕林绝食90小时后,出入均需轮椅协助。吴文谦在绝食120小时后身体不适,按医生建议结束;郑奕林最终绝食了142小时,她表示自己多日来只饮4、5杯宝矿力,是靠意志撑下去的。17岁的黄子悦在绝食超过118小时候,因电解质不足及脱水,须立即送院。

108个小时,整整4.5天,赵先生随手一抹,就把100个小时给去掉了,随手一写,就把“喝过电解质饮料”改成“不断喝运动饮料”,然后开始他的表演。“接力绝食”的接力是什么意思,是有香港市民看到一群十六、七岁的年青人以绝食的方式在向政府严肃表达抗议,为了表达支持,他们也加入了绝食的队伍,绝食的时间是28小时。这一幕是很令人悲伤的。社会运动是一项严肃的事情,赵先生不断为了滑稽化整个事件,不断地杜撰事实,随口扯谎,不知道是他“脑残”,还是他口中的香港学生“脑残”。

如果有人看到这里还是不屑一顾,大概是觉得这些绝食行动看上去都没有“出事”,绝食者依然“安全”。这么想的人,请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和人性去了哪里。牺牲当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牺牲,抗争是表达反对观点的形式,而不是满足变态看客的一场好戏。

最关键的是:赵先生所说的绝食为的“乱七八糟的破事”是什么?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香港人没法忘记中央给出的这个承诺。根据全国人大规定,普选方案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于是,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成了重要一环,因为当选的特首将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年普选方案,而当选的立法会则对方案有直接表决权。

2010年,温和民主派在此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这是自1989年以来,他们首次愿意与北京官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2012年选举增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是否有真普选,北京不置可否。然而,温和民主派因接受谈判而受到各方攻击,最终在2012年只勉强保住三分之一议席,元气大伤。

与北京的博弈空间大幅减少之下,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于2013年1月16日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以此迫使中央改变立场。以法达义,甘愿坐牢,这是他的“公民抗命”理念。

简而言之,“占中”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逼使北京重新回到真普选的谈判桌上。

在经过一年多的公共辩论、举办三次“商讨日”让公众共同制定2017普选方案后,前三名票数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商讨日参与人数不高,方案争议极大,“占领中环”行动原定于2014年6月22日举行公投,本已做好失败打算(陈健民当时说,如果投票人数不够10万,占中三子将向社会道歉,承认没有领导力),谁料6月10日,国务院发布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强硬表态激起香港社会千层巨浪:“爱国爱港”的特首参选人要求,首次写入正式文件。

结果,公投四日左右,超过70万市民参与了投票。

面对香港要求真普选的汹涌民意,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2017年特首选举定下框架——一个比所有香港社会所提出过的30多种完整普选方案更为保守的结果。不仅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照此前1200人的设定,特首候选人更必须“爱国爱港”。

“人大831”在香港被称为对普选的“落闸”。2014年9月22日开始,学联启动罢课,9月27日凌晨,学联及学民思潮呼吁人们冲入公民广场,大批市民响应号召。9月28日中午,大批市民涌入金钟声援示威者,占领夏悫道等多条干道,警方于傍晚向人群发射89枚催泪弹。激愤之下,市民不但没有撤退,反而继续占领金钟、旺角弥敦道、铜锣湾怡和街及轩尼诗道。

一场过百万人参与、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就这样开始的。

这就是赵先生所说的“乱七八糟的破事”。

八、以前香港人都不能选港督,现在为什么要求这么多?

香港学者梁启智多年前已经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下面我们全文引用他的回答。

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

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提。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九、为什么赵文不值得传播?

从写法上,这篇文章确实具备如今内地舆论场上常见的爆款文特点:一个耸动的标题、“我有一个朋友”式难辨真伪的举例、东拼西凑的数据和口语化的语言。这些都和备受争议的“咪蒙体”如出一辙。文章的文字粗劣,经不起推敲,但能在第一时间把握住大众的情绪。

在赵文中,作者所传达的其中一个中心思想:香港问题的根源就是经济问题,和从占中期间风行至今的香港问题分析框架如出一辙,与墙内读者惯常接触到的观点一脉相承。作者伪装成一个曾经在香港生活、很了解香港的人士,再举出几个看似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例子,不过是这种脉络的新瓶装旧酒而已。内地大众本来就因为信息差无法了解到香港反送中游行的全貌,相关新闻只能在互联网的角落中流窜,在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一篇洋洋洒洒几千字分析香港局势的文章,且作者传递的观点其实与自己曾接触过的观点相似,颇能给人一种恍然大悟之感,自然在墙内赚得了顶级流量。

有鉴于此,赵文已经很难称之为“观点”,而是谣言的集合和批量制造的文字垃圾。作者无疑是精明的,他早已预见到文章可能带来的巨大争议。在微信版本的文章中,他关闭了评论区。于此同时,文章所刻意忽略或曲解的内容,若想在墙内传播,必然面对被审查者绞杀的命运,因此反对声音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也就无力应对赵文支持者“你不同意你就要说个一二三出来”的质问。另外,由于文章的事实错误、逻辑谬误、诡辩之多,使很多人不屑于反驳,当然若不写上万字(如本文)也不足以透彻解释,因此错误的观念没能得到即时有效的回应,并错误地移植到了人们的观念里。

至此,赵文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闭环。这样的闭环,正是当下简体中文舆论场的生动写照。

香港和台湾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香港和台湾也有不能同理中国民众的言论,也确实有人不熟悉历史,也确实有人喜欢立场先行,有人喜欢贴标签、叫口号、发表经不起推敲的观点,自认为优越⋯⋯

有,都有——中国也有,全世界都有。

有趣的是,赵的两篇微信文章目前先后遭删除,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删除主体也不知是谁。于是可能有人要说“被删即有理”了。

我们无意猜测,但想在此指出“被删有理”的一个迷思: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受到多种力量的形塑,除了政府,还包括新浪、腾讯等媒体公司,也包括发布者自己。他们可能会在内部进行自我审查,提前过滤——学界称之为“选择性审查”。批评高层领导人、公共危机事件、聚众集会号召等信息最容易受到审查,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最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造成对本地或中央政权的质疑。“选择性审查”给中国互联网讨论带来的影响,除了封锁民主自由言论及议程,但也同时可能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毫无必要地激化矛盾),而遏制某些不触及政权底线的言论的传播。

也即“被删有理”中的那个“理”,并不是“说了真相”的意思。

十、根源问题:肉食者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伪左派

赵皓阳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我们已经一一指出,有心的读者可以对比阅读。我们认为赵先生的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品性问题。他虚构故事、杜撰数据,以此撩拨一种对香港的仇恨情绪,这一做法十分卑劣。知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补上,品性问题还需要他自己努力。

我们写这篇回应,为了反驳赵先生之余,更希望能够指出,赵的文章在大陆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的背后,是一种近年被有意建构起来的“仇港”集体情绪,和一套“肉食者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

“肉食者立场”,是从政府、统治者立场看问题。不少人特别擅长分析“宏观局势”,指点天下江山,“吃著地沟油的命操著中南海的心”,从统治者的视角点评经纬谈笑风生。“从政府的角度思考”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人民内化政府的管治观念及管治手段,混淆“国家”、“政权”及“人民”的差异,党国民一体,言必论“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从而自己管束自己,自己审查自己,甚至自己做自己人的打手。由于这种自我审查,人们往往在需要关键表态的“正确”问题上异常敏感,却又在分析问题时刻意忽视掉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地位。如此,“政治视角”变成口号的表演、站队的争夺,而缺乏反思及监督政权的观念及渠道——这才真正是一种疮痍满目的“景观”。

“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赵的世界里,大概就是精英与蠢材两个层次——有社会地位、有钱、有房有车有漂亮太太的就是“人生赢家”。在“资本崇拜”的基础上,你有钱,你就“不闹”,你就赢了;你没钱,你才什么都没有,才要出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管你是不是合法。比如赵在他的文章中每每提到他的港漂同学,住在小房子里,赚可怜巴巴的钱交高昂的房租;提到参与抗争的香港年轻人,反复讲香港的问题是高房价,并将所有的社会运动都简化为“年轻人买不起房”——这都有意刻画了一种赵心目中的 Loser 形象。

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所有问题都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却可以忽视掉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是那个不可挑战的单一权力,到底是那个积重难返的政经制度。

这同时是一种专横执政者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普遍接受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内地年轻人(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想要上街争取合法权利,无须执法者动手阻拦,他们也很难获得普通市民的支持。过去两年,中国内地有外卖员为争取合同权益罢工,有尘肺病工友为获得医疗赔偿上街游行,有工人为五险一金组织工会被捕,同类事件数以千计,结果无一不是被执法者打压。这些行为,用赵先生的逻辑,是中了“西方价值观”的毒,是无理取“闹”。赵先生自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却完全站在当权者与资本家的角度,替他们苦心钻营,从源头上“消灭”普通人的抗争合法性。

于是,在简体中文世界讨论问题,就会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哪怕只是践行宪法所列明的公民权利,只要影响到执政者所追求的“稳定”,就可以被归类受蛊惑、被煽动,就可以把责任推给外国势力,推给西方价值观。

赵先生一直居高临下地指出香港人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以此来强化游行和集会只是胡闹、捣乱的印象。与他说的相反,每一次的游行,都有明确的诉求和口号。以最近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为例,最终的诉求是撤回修例草案,而每一次的游行和占领,都有一个或几个阶段性的诉求被明确提出。如果他有看过一点点正常的新闻,也不至于如此无知。

赵在文中数次极为鄙夷地提及“西方价值观”,觉得它对香港造成了坏的影响。《人民日报》在2015年《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一文中提到,这几项西方价值观分别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并且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也与之一一对应。但是我们想赵先生并不是要跟《人民日报》对著干,他的意思其实是,经济发展是唯一的真问题,其他价值都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国内地非常流行的一种思路。

顺著这一思路想,那我们怎么确保政府会尽力发展经济呢,或者当政府使错了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近期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其实是一个好的例子,如果修例通过,会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活力。面对政府如此的“倒行逆施”,香港年轻人奋而上街,阻止修例通过,某种程度为的也是香港的经济发展。但是,为什么要弄到这么大动静才能阻止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的,就是让人民选出真正能代表他们意志的立法会和政府。这又是赵先生所鄙夷的“西方价值观”了,而我们想强调的恰恰是,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跟经济发展是无法割裂开的。中国文革结束后三十年经济能快速增长,跟接纳“西方价值观”(改革开放指的还是什么呢?)不无关系。

赵先生的思路既把经济发展列为重中之重,又堵死普通人选举、游行的权利,这与中国执政者的思路如出一辙。1989年之后,“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被宣扬的价值观,经济发展成了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按照这个思路,经济发展最后落到普通人身上,只剩下一个选项: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当然没有错,但背景是赵先生所讲的房地产资本家吸血,这意味著如赵先生所说年轻人(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内地的)再努力也买不起房。那么努力赚钱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给资本家打工。赵先生的这套思路和价值观绕了一圈,就是为了忽悠普通人。

他说香港年轻人“蠢”,我们只好明确讲出他的“坏”。

最后的最后,抛开经济发展,抛开执政者思路,抛开为资本家作伥不谈,我们想谈谈价值观。年轻人为了自己相信的价值,为了实现社会愿景而非一己私立,冒著被捕的危险上街游行。这样的情境,在赵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看来,只剩下“可笑”和“蠢”可以形容。我们只想问一句:你们还相信纯真吗?

原文:《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7-notes-zhaohaoyang-lie-and-prejudice/?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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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口音与被冒犯的小粉红

上网久了,我经常为一件事情所困惑。究竟长期在微博评论下捉奸(为明星捉奸情、为祖国捉汉奸)的网友们,哪些是热心群众,哪些是持证网评员?细想,这个区分并不太重要,因为几套常用的话语辞令,已经在微博(推特、facebook的评论环境和微博也没区别)上流传甚广,人人都能顺手拈来。

举个例子,除夕前一天,哈萨克族人热依扎发了微博:“其实我也不过这个节…但还是挺想家的”,随后被骂到删除全部微博。

看了一下网友评论,热依扎的罪行有:

一.有崇洋媚外、通敌之嫌。“她微博庆圣诞可是过得很欢乐的,春节就来真的一出?”

不爱国,打击面很广,一切和超出中国大陆地理、政治、文化边界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一武器。比如出国留学、旅游遇到麻烦的中国人(中国那么好,为什么要出去?),万豪酒店的“国家”,张悬的旗帜,香港学生不讲普通话,吴彦祖用英文讲新年快乐,这个后面讲。

二.吃饭砸锅,不吃饭也别砸锅。“你可以不吃别人的饭,也别砸人家的锅,别人都过年的时候,你可以不过,但不要说出来恶心别人。”

吃谁的饭,这个问题很重要。比如具体的个人何韵诗、杜汶泽,你们来中国大陆赚钱,还支持“雨伞”,吃饭砸锅,封杀你们。比如整体的对象香港,你们靠大陆游客支撑起经济,你们还怀念英国,想当洋奴(注意,这里跟第一点罪行结合了),你们不认爸爸,我们要断你水断你电(题外话一句,其实香港是有能力自己供给淡水的,演变为今天依赖东江水的局面,完全是北京的政治策略)。

不吃你饭的怎么办?去年除夕,联合国微博发了一条微博:“亲,年夜饭吃完了吗?一定很丰盛吧!然而,你知道吗?全球现在仍有近8亿人每天忍受饥饿折磨。另外还有约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世界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到2030念消除贫困和饥饿”。同样被骂到热门。你支持难民可以,不要在我们高高兴兴办喜事的时候出来煞风景。这套话语同样常见于反对同志平权。你是同性恋没问题(要特别强调我不歧视),但大肆宣扬就让人反感了(我不歧视你,但你别恶心我)。总之,我坐在世界中心吃饭,你们都不准打扰我。

三.你有特权,你不要脸。“只要特权取消谁爱过啥节过啥节,我真没心情管。”

这一武器也是大范围杀伤的,可以跳出具体语境。只要对方是非汉族,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港澳台胞,或是少数民族,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攻击对方。热依扎是非汉族,那你有特权,高考加分,你有特权还不叫爸爸?

认真考虑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并非所有少数民族都有高考加分。其次,教育本质上是资源的较量,越富裕地区的孩子,在教育上的优势越明显。高考加分无非是对这种区域不平衡的补偿,并且完全无法消弭原来的不平等。抛开教育不讲,一些少数民族在居住、文化上受到的来自国家的控制,是汉族无法想象的。如果民族之间真有特权,特权在汉族的一方。

去年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事件,我借用“小粉红”一词来形容这一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可以讲的更具体一些:民族主义只是这代爱国者的外衣,他们本质上是一群自我极其膨胀的个人主义者。作为一胎化政策的产物,80、90、00三个代际中国人的成长过程,正好是中国“大国崛起”(我承认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表示深切的忧虑)的时间段,他们在家庭内部作为“小皇帝”长大,国家的外部政治形象又由“韬光养晦”为转变为“伟大复兴”,个人的游历经验印证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美国时代广场不过尔尔)。

这个自内而外被浇灌出来的“自我”成为新一代年轻人思考问题的核心所在。但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密尔意义上的自由原则——“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自由,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正好相反——“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你不可侵犯导我的自由”。

不仅是自由,一切形塑了“我”的东西,你都不可侵犯。所以中国留学生说美国空气是甜的,国内不戴口罩就会生病,当即冒犯了这代“小皇帝”,被人肉至无处可逃。那些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的台湾人,都被视为“独”(历史事实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见过最匪夷所思的,是几个月前网友毛十八发微博感慨鳗鱼被捕杀几近灭绝,说了句让智人灭绝吧,都被数万人上门围攻。我是智人,你不可以说智人灭绝,在你粉丝数不多的微博说也不可以。

这代小皇帝并非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主义、历史、民族、国籍问题都无甚兴趣。但不能因此而说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相反,这代人自私又易怒,是最合适的民族主义者。只要环球时报或共青团中央稍稍指点,他们就扑咬下去了。甚至发展到今天,哪怕上述两者不再发声,他们也已经训练有素,能自发行动了。所以我开头才说,热心群众还是持证网评员,这个区分已经不太重要了。人人都已是道德审判官。

所以在热依扎“不过这个节”被围攻之后,才发生多了几次自相矛盾的清剿。刘雯在ins发Happy Lunar New Year,被骂迎合韩国、越南人,应该讲Happy Chinese New Year。而吴彦祖在ins发Happy Chinese New Year,又被“草泥马,发你妈的英文,不会母语啊,煞逼。”

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春节的英文表述和其背后族裔政治,因为问题并不是我国网友文化水平不够(当然,的确也不够)。吴彦祖只是讲句英文,都被骂背弃老祖宗。如果要仔细纠缠,他已经是美国人。“中国人”本就是个复杂的,经由无数战争和迁徙历史而被建构起来的概念。族裔、国籍、文化上的中国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小粉红、小皇帝们不会管这些的,我是汉族,我是PRC国籍,我讲普通话,你们和我一样就是冒犯了我。这样下去,讲新年快乐的口音不对,也会成为一项罪名了。

上个月,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因为普通话考试的问题,和校方起冲突。这次事件,本只是学生对考试方式、评分标准,以及校政的不满的爆发,并无涉中港冲突(见端传媒报道《从2年拉锯战到8小时冲突,浸大学生在争取什么?》)。却生生在内地社交媒体上被解读为香港学生不想学普通话,要“反中反普”。

几件事情放在一起,令人忧虑的是,这支玻璃心、容易被冒犯的、强盛的青少年纠察队,将会在舆论上制造出一轮又一轮的“粉红恐怖”。李小璐不得和嘻哈歌手过夜,吴彦祖不得讲英文,普通人不准说让智人灭绝。爱国也要和我口音一样。

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

博尔赫斯在《一个厌倦人的乌托邦》里穿越到数十世纪后。在那个奇怪的明天里,政治家失去了工作,投身于诚实的职业;宇宙航行早已被放弃,因为走进一个房间也是穿行宇宙;金钱失去其效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印刷作为行业也被取缔,不再有眼花缭乱的新书出版。

我鼓起勇气又问:

“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

“没有。除了写挽歌以外,我们要忘记昨天。纪念活动,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没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得由自己创造。”

“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

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忘记昨天的世纪里。城市地标,出生年份,转账金额,流行音乐,都是危险的符号。诗歌,作为隐喻,当然更危险。隐喻接受阐释,用苏珊·桑塔格强硬的语气来讲,“当代对于阐释行为的热情常常是由对表面之物的公开的敌意或明显的鄙视所激发的”。

历史一面以图书馆的湮灭而被忘记,一面又因对所有纸片的警惕而行为艺术般地被记忆。当然这是过于乐观的期望,“弱者的武器”在大多时候都不成立。只剩下我们的身体和感官,可以用来承载历史记忆。我们的爱情和分离,我们的坍塌,我们丧失的痛苦,成为唯一可以对抗时间的记忆。

你明白厌倦吗?你成为一个布罗茨基意义上的钟摆,在左与右之间摆荡。你明白这不是关于左右的选择,钟摆摆脱不了钟座加诸于身的限制,飞越不到外部的世界。你受迫于在左与右里不断来回,时间因此一路进行,这就是厌倦。

钟摆是我们的处境。你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创造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你要成为自己的叙述者和布道人,你要用当下的不幸来记住过去的不幸。忘记昨天被写入了这个时代的底层命令中,它已不仅是刻意的删除操作,而且是人人悟出的妙法。忘记昨天然后快乐地生活下去。

这是假的。新世代出生,上学,叛逆,恋爱,探索,在他们成为钟摆左右摆荡某个时刻,会瞥见外部的世界和底部的钟座,会惊慌、彷徨、痛苦、厌倦,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宿命。就像你一样。

布罗茨基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彼得堡,圣彼得,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这座城市由两个人命名——彼得大帝,列宁,它辉煌,自恋,疯狂,矛盾。剧变的时代造就伟大的城市,但对饥饿的新闻记者,对被抢劫的公务员,对被凌辱的文员,对患肺结核的学生来说,无疑是灾难。

情况就是如此。

Ayawawa现象学

昨天谷雨实验室发了一篇Ayawawa和娃粉的报道,很多朋友看得目瞪口呆,既感慨这么明目张胆物化女性的操作,又惊叹有这么多女性前赴后继为之买单。物化女性我们见得多了,真正惊奇的是Ayawawa发展出了一套粗糙但实用的理论,用人人都能简单上手的知识来实行物化。对我来说,Ayawawa提供的是层次丰富的关于中国婚姻关系的人类学文本。

在这套理论里,一个女人具备两种属性:mv(Mate Value,伴侣价值),包括8个指标年龄、长相、身高、罩杯、体重、学历、性格和家庭环境;pu(Paternity Uncertainty,亲子不确定性)。要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女人一方面必须努力提高mv,精心打扮、健身、整容;另一方面要降低pu,不能太强势,少点事业心,学会温柔体贴,崇拜另一半,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忠贞”。

提高mv并不算太过分,如果有什么可挑剔的,大概是“伴侣价值”这个说法。2018年了,谁修饰自身是为了提高“伴侣价值”?很多人根本就不想结婚。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会转发、评论谷雨实验室这篇文章,批评Ayawawa的人,基本不会是娃粉,结婚对她们(虽然娃粉大部分都是女性,但也有男性娃粉的存在,为反对以“他”来统称男女的语言霸权,下文都用“她”来统称男女)来说,要么不是什么难题,要么连选项都不是。Ayawawa也明白这一点,她的生意不是面向她们的。

婚姻之于普通人,跨越阶层的叙事

Ayawawa面向的是仍然对婚姻有需要的人群,这种需要很复杂,粗暴地拆开来看,一是精神的满足,二是物质的实现。从精神满足的角度看婚姻,它必须是一个有自尊的自由人,和另一个有自尊的自由人的联合。换言之,是一种有“爱情”的婚姻。自由地联合,也意味着由自己承担责任,同时意味着“分开”作为一个可能选项,是始终存在于这类婚姻的。只有存在“分开”的可能性,才是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联合,才是能满足精神需求的婚姻。

这不是Ayawawa理论中定义的婚姻,也不是她的受众所追求的。我过去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过以“爱情” 为基础的婚姻所面临的“幸福”困境:

爱情这种充满偶然性和冒险精神的浪漫之物,正是稳定家庭的敌人。爱情是偶然事件,没有逻辑可言,也不受道德的禁锢,它像花火一样突然闪现。只要人还有不安全感,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就不会停止。

基督教鼓励人们与自己的“爱人”结婚,这种由爱情到婚姻的模式,经由全球化传播到了东方社会,被广泛认可。允许自由婚恋也成了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比起把婚姻作为家族联合的工具,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注定了其波折的命运。当一种不安全感碰上了另一种不安全感,破裂的可能比携手共进要大得多。在人间的剧场里,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幸福。

江婷,在她大一的时候就严格依照Ayawawa的理论为自己择偶,在大二的时候和一个白手起家、感情经历简单、大她很多、“长相难以言语“的男人结婚了。结婚时她的同学无法理解,多年后,投入职场浪潮的同学给她发来短信:“我发现我们这群人当中最聪明的是你,过得最好的还是你。”

这个故事尽管片面(我们没有更多信息来判断江婷和她那位同学的实际心理状况),但它提供的是另一种关于“幸福”的观念,一种更少”精神需求”而更多“物质需要”的婚姻关系。这里关于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主要是来自我的个人视角,其实它需要被质疑。我们不得不追问,稳定的婚姻关系,对于江婷这样的女人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精神需求”吗?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精神”,对更多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成其为一种“精神”(也许江婷和她先生一起看《战狼2》感到很满足)。

腾讯”大家“的一篇文章指出,“结婚对不同阶层的女性,根本不是一回事”,对于有学识的女性来说,婚姻是“锦上添花”,而对很多来自三四线城市,或者农村地区的女性来说,结婚关乎跨越阶层。

“跨越阶层”指的不是嫁入豪门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它其实是简单的经济计算。一个月薪五千的女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但当她和同样月薪五千的男人(同样性质的工作,男性在这个社会所能拿到的工资要比女性更高,所以现实是,她们通常能找到月薪七千到一万的另一半结婚)结婚时,她们的收入变为一万以上,而支出并不是两倍(两个人同样只需要租一间房),供房成为可能。结婚之后,两个人身后的家庭成为她们这个新家庭的共同依靠,许多年轻夫妻的首付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婚姻叙事。一言蔽之,结婚增强了收入不高的人抵抗风险的能力,成了很多人跨越阶层的必要路径。事实上,这是集两代人的努力和积蓄,生出具有城市户口的第三代的代际阶层转移的故事,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了。

以上的讨论仅仅是经济计算,还没涉及到社会心态对人的影响。一个适龄(去你妈的适龄)的未婚女性,在这个家庭、职场上遭遇的歧视和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我仅能想象而难以感同身受的。我旗帜鲜明反对这种婚姻文化,坚持认为中国的女性能不结婚就别结婚了,但我理解Ayawawa的追随者的选择。

下一个问题是,Ayawawa教女人服从于男性社会规则,让她们通过“表演”来控制男人,对这些女人是一种伤害吗?

不仅女人是商品,男人也是商品

“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让女孩把自己当成商品,我说那不当成商品,难道你要当成赠品吗?”

Ayawawa这句诡辩当然很容易反驳,不当成商品不意味着要当成赠品,还可以当成人,有尊严的人。从一开始,把亲密关系当成买卖就是不道德的。

但是,需要先分清楚亲密关系,爱情,和婚姻。Ayawawa教的是婚姻的技法,而不是爱情的技法。爱情在她们的运算法则里是非常次要的,一个3.5分的女性想和5分的男性在一起,她就是“感情观有问题”,要改。能这么冷酷计算的,是爱情吗?正如我在前面所讨论的,Ayawawa受众所追求的婚姻和幸福,不是基于“爱情”的婚姻,而是能带来稳定生活的婚姻。

人类学家(莫斯,列维-斯特劳斯,费孝通)一再指出,婚姻的本质是交换,家庭和家庭之间通过交换女人而形成联盟,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联合相去甚远。我不是要讲“交换”是好的,而是要说,对于有尊严的自由人来说,如果我们珍视爱情,珍视亲密关系,婚姻其实不是好的选择,或者说不是必要的选择。当然,存在很令人艳羡的婚姻关系,但那不是由婚姻这一体制带来的,而来源于两个人的品格。

所以我首先呼吁的是,大家不要在婚姻里实现爱情,有能力不结婚就不要结婚。如果非要结婚了,务必好好把它当成生意,核算一下成本和收入。核算不好的话,婚姻是会损害爱情的。

Ayawawa把婚姻关系中的付出化约为一个个数字:买钻戒、买包包明码标价不说,生孩子在她的理论体系里也有价格,50万(代孕的市场价格)。其实在她的理论里,不仅女人是商品,男人也是商品,它的平均社会劳动价值是300万。这不难计算,以年收入10万计,婚后工作30年,刚好300万。

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结婚的风险很大。我支持中国女人尽量不结婚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男人平均来看太糟糕了,不讲卫生、缺乏平等意识和性别意识、心理承受能力差、迷之自信。在这样的“风险社会”里,结婚要有策略地慎重。

Ayawawa让我和我的朋友们反感的原因是,她不仅不质疑这个制度和系统,还不断论述男权社会的正当性。但我愿意为她稍微辩白的理由是,她把男权社会的规则教给女人,不全是为了让她们服从以成为男人的仆人,而更多是让她们看懂、利用规则,反过来避开渣男,以及“控制”男人。

北医三院产妇事件,34岁的中科院女博士怀孕快7个月,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死亡,丈夫要求医院赔偿——

Ayawawa:把自己打扮漂亮,早生孩子,不要高攀,不要找kinselection(娃粉们翻译为“凤凰男”)。遵循了我说的任何一个,哪怕问个婚前五问,都不至于导致如今的结果。

这个点评的不道德之处暂且按下不论,从谷雨实验室的报道中反映出来的事实是,Ayawawa的追随者大多是“男女关系中的可怜人”,要么遇上了劈腿渣男,要么遇上了PUA (Pick-up Artist,另一种渣男),要么从小生活在出轨父亲的阴影下,要么太一厢情愿想要在婚姻里实现爱情。

这样的女人,学习一些自保的技法(比如婚前五问),筛选掉渣男和PUA(Ayawawa有反PUA教学,实不实用是一回事,这和防狼喷雾一样是这个男性社会的副产品),不能算是坏事。她除了教追随者留住男人,也教她们摆脱男人。

PUA理论(所谓泡学)在男性群体中的流行,反映的是太多“聪明”的男人在利用女性对感情的“一厢情愿”和信息不对称来俘获猎物,Ayawawa理论作为一种女性PUA,刚好提供了反击PUA的意识和技术。

另一位PUA则说,他周围的朋友都不会找娃粉做女朋友。“这样的人挺可怕的……这些女生懂得太多了。”

但这位朋友要明白,不是娃粉的女性,也不是PUA能成功俘获的对象。

从反对婚姻制度的角度看,Ayawawa理论的流行,进一步把爱情和婚姻体制分离开来,提高了结婚的门槛。对于婚姻制度,何尝不是一种解构。婚姻商品化的逻辑,最终会推导出如下现实:当结婚不符合经济计算的时候,选择结婚的人会越老越少。这个道理,就和教育越普及生育率越低一样。

“女性优势”的争论和引申

Ayawawa最引起争论的一点是她对“女性优势”的分析。她除了提供技法给追随者,还提供了一套朴素的价值观,在她的价值序列里,花别人钱优于花自己钱,生命优于贞洁(是的,在她的价值里,还有“贞洁”这种概念)。所以刚出社会的女性(对比于刚出社会的男性)可以被中年男性请吃饭是性别优势,慰安妇(对比于战死的男性)也是性别优势。

举慰安妇这个例子有多下作和无知是显而易见的。“女性优势”的说法也让人不忿,结构化性别不平等语境下,把女性的身体当成可用权力、金钱、暴力交换或获取的对象,不能叫“优势”,而是赤裸裸的性别不平等。这是所有人应该铭记的。

但是,不妨做一点关于弱势者的权力的引申。福柯在The Subject and Power中论证过,任何被权力施加于身的对象,都存在反转权力的可能和策略。奴隶主可以逼迫努力为其劳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奴隶也始终存在反抗奴隶主的可能性(除非奴隶被监禁、捆绑起来,但福柯认为,那样并不是一种权力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权力关系)。

尽管很少有奴隶会去反抗奴隶主,规训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服从于自己的角色,哪怕在没有暴力胁迫的情况下。而福柯提醒我们的是,身为弱者,也不要忘记反抗的可能性。“女性优势”应该被论述为这样的一种反抗策略。

在不平等的现实语境下,服从于社会规则,为的不是满足制定规则者的欲望,而是利用规则,赋予自己反抗的能力。Ayawawa理论如果有任何正向的意义,我希望是让她的追随者多多少少触摸到这一点。

为什么“田园女权”是个错误的标签?

还是要继续写女权话题。我知道这个话题不讨喜,正是如此,才有必要写。昨天转发了“女权之声”给“酷玩实验室”发的律师函,有读者很不以为然,说“一份律师函就能让人删除了?这啥都智商……”,以我的脾气,当然拉黑了。

为什么要继续讨论女权,以及为什么要支持“女权之声”起诉酷玩,李思磐老师总结的好:“我们的重点当然不是针对个人或者机构的声誉进行辩诬,而是努力维系女权议题的正当性,保证其在社交媒体以及有限的其他公共空间的存在。”

在女权账号遭官方封禁、又被营销号恶意抹黑的形势下,更应该继续进行公共讨论,正本清源。

“酷玩”对女权组织的抹黑,个中涉及的事实错误和逻辑谬误,纪小城兄的反驳文章已经讲的很清楚。我想谈的是“田园女权”、“伪女权”等词汇的发明和传播,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并指出为什么任何一个尊重性别平等的人,都应该停止使用“田园女权”这样的词语。

3月16日“酷玩”发的文章,和它所引用的3月15日的知乎专栏,都强调了“组织卖淫”的人打着“女权”的旗号,并斥责其为“伪女权”、“田园女权”。但仔细看这两篇文章,他们所起底的对象“玛丽”自始自终没有提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完全没有提到“性解放”。“玛丽”后来也发了文章澄清,自己并不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支持女权(包括“组织卖淫”也是乌龙)。“酷玩”靠着睁眼说瞎话,就以“伪女权”、“卖淫”、“境外势力”为基础撬起一个巨大的热点。

有趣的地方是,所有在中文互联网上能见到的,像“酷玩”一样攻击女权的声音,几乎都是讲ta们反对的是“田园女权”、“伪女权”、“女权婊”、“女权癌”(到底创造了多少词)。换言之,ta们也在认可“女权”这一倡导性别平等的价值,只是ta们觉得自己才是真女权,而对方是伪女权,是田园女权。

为了理解ta们所说的“田园女权”到底指的是什么,ta们在反对的是什么,以及ta们有没有自己坚守的价值,我去知乎浸淫了几天,在“什么是中华田园女权?”等一系列问题下翻了很多高票答案。

由于知乎几乎是国内少数仍然在生产原创内容(尽管原创,但大多内容就是信息垃圾)的社区,这里的高票答案会以转载、抄袭等形式流向其他内容平台,因此在知乎观察到的样本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大致总结了一下ta们的立场和观点,以及附上我的分析:

1.反对女利/女尊主义。

即反对在性别关系上希望“占尽好处”但不愿“承担责任”的女性和她们的主张。知乎上大部分可归结为女利主义的论述,所举的例子都来自个体的经验,比如班级里、工作单位里、婚姻关系里某个或某群“自私自利又强调独立自主”的女性的事迹。或者在网上看到的女性用户的言论(例如独立女性不该做家务,但男人就该赚钱养女人),甚至一些臆想出来的段子(我抽烟喝酒纹身但是好女孩,你出轨就是渣男)也成为支持ta们反对“田园女权”的证据。

简单讲,ta们反对的是“女性应该比男性地位高,或获得更多资源”的主张。学理上,女利主义是一种父权变体,无论是男尊女卑还是女尊男卑,都是女权主义者所反对的。但批评者用的词汇既不是“父权”也不是“女利主义”,而是“田园女权”、“伪女权”。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种主张与女权毫无关系,但当它被称呼为“田园女权”时,隐含的意思是,是女权导致了这种激进思想。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激进主张是对一个父权社会的应激反应,是父权的变体。

使用“田园女权”这个词意味着,即便ta们也会说自己支持男女平等,但完全没有对制度的反思。也就是说,ta们并不真的理解什么是男女平等。女权主义所反对的不是“男性”这一群体,而是一个不平等的父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男人垄断了大多数的资源,而女人由于其性别遭受了大大小小的歧视。但使用“田园女权”的人,ta们所理解的“女权”是一种对男性的挑战和进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基于此,他们所举的例子才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男女矛盾,

“田园女权”作为新造的词汇将这层层误解扩大,并以大量个体经验为论据,制造出一种污名化的「女权想象」。

2.一种阶级视角。

“田园女权的核心根本不是平权,而是有没有钱(给我)。屌丝没有钱,连呼吸都是错的。”知乎上的这个高票答案有点让我消化不良,它先截图了一条由成功男士发的认为女人的价值在于嫁人和生孩子的微博,进而指出,这么男权的微博,却没有被任何“田园女权”意见领袖大力反驳,说明“田园女权”只是鄙视穷人。

尽管这个高票答案逻辑非常惊人,我们还是可以在阶级语境下谈论一下“凤凰男”、“屌丝”所遭受的歧视(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凤凰男”多是“直男癌”)。孙金昱老师提出过,从经验上看,社会底层对女性的压榨,往往比社会中上层更甚。并且女权主义的思潮也总是更先为中上阶层所接受。这就导致了一个现实:对女权的倡导,衍生出了对贫穷底层个体的责备。这一点的确值得国内的女权主义者思考。

但是,如果将阶层不公的矛头指向性别歧视,不仅了混淆了真正的敌人(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和盟友(贫穷阶层、性少数群体、女性等被制度压榨的人才应该彼此联合),也反过来证明了男性仍然将女性视为自己的财产。当一个人看到非常男权的言论时,想到的是“没有女人来反驳,只是因为对方有钱,如果屌丝这么说早被骂死了”,并贴上“田园女权”的标签时,至少说明ta对女权不女权是毫无兴趣的,ta关心的是父权制度下的男性内部的阶层问题。而这样的答案成为高票答案,很说明了一种社会心态。

持这种视角的群体,其实已经自证了是“父权”的支持者,是反对“女权”的,而ta们仍然使用“田园女权”这个词来攻击ta们所反对的主张,由此可见对“田园女权”的反对,其实就是对“女权”的反对。

3.一种族群视角。

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上最不招待见的,大概是这三类人:女权主义者,少数民族,外国人。概括言之,主流互联网用户(年轻的中产以下阶层汉族男性)认为这些人侵占了他们的资源。知乎上的许多论述都将女权主义者描绘为仇恨中国男性,尊崇外国男性的形象。“酷玩”的文章,将女权主义者跟外国人联系起来,讲出一个女权主义者组织中国女人卖淫给外国人的故事,直接引燃了两颗炸弹。这种视角很露骨地讲女人视为自己族群的资源,无论如何都跟女权主义不搭边了,但他们仍然以“田园女权”为靶子,实际上攻击的就是女权主义。

所有这些反对“田园女权”、“伪女权”、“女权婊”、“女权癌”(到底创造了多少词),声音,最后只会在国内制造出一种关于女权的单一想象:女权这个东西有问题(如王笑哲兄所说)。

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晰了,任何一个自认为女权主义者,或支持性别平等的人,都应该停止使用“田园女权”这样的词语。从这个词的流传和应用范围之广,也可看出推进女权观念和做女权工作在中国有多么举步维艰。

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澄清工作,好像应该讲一下什么是“女权主义”。这是个非常大的,应该放在历史脉络下讲的话题,我所知道的也只是皮毛。

女权主义的重要基础是,质疑基于生物学上对差别而认为男人女人在本质上不同的观点。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产物。所谓女性特质,是受到阶级、民族、宗教、教育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阶段,对女性气质/男子气概的理解是不同的。现代社会习惯以粉色代表女性,蓝色代表男性(洗手间标识),但在1918年的美国出版物Earnshaw’s Infants’ Department上还能读到这样的句子:“粉红色是更加鲜明和浓重的颜色,比较适合男孩,而蓝色更细腻和优雅,衬托女孩更加好看。”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简而言之,生物学上的差别并不足以推导出“女性应该是这样的”,或男性“应该是这样的”的结论,更加不足以推导出“女性在力量、智力等方面比男性低等”这样的结论。换言之,是文化塑造了男性与女性的差别。

甚至对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样当代最前沿的哲学家来说,连性别(男性/女性)这个框架都是值得质疑的,我们根本没有性别主体,有的只是表演(performativity)。

我认为对于眼下的公共讨论来说,不必像朱迪斯·巴特勒走得那么远,至少以下几点并不难理解,也应该成为共识:目前这个世界建立在一个给予男人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父权体系下,它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父权体系,此刻正有非常多的女人正在遭受肢体上的暴力,比如强奸、家暴,割礼等,这是不公正的;也因为这个父权体系,此刻正有非常多的女人被性骚扰、被歧视、被分配更多家务、被提供更低薪水、被视为不懂政治等等,这是不合理的。

马立安:女性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11点,马立安刚刚跟一个年轻的记者聊完,她不无调皮地对这位深圳女生说:“如果你是95后,那我住在深圳的时间比你还长。”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第一天,马立安的日程就被采访排满。如今她像深圳的吉祥物,记者、学生、年轻学者和官员,想要在历史纵深之中理解深圳的人,总会找到马立安。

深圳的官方历史叙述往往以1979年(设市)或1980年(设经济特区)作为起点,按照这样的算法,这座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还不到40岁,像马立安一样在此居住超过20年的是极少,何况她还是个外国人,来深圳做文化研究而不是淘金,更属稀缺中的稀缺。

最初她收到了足够多的不解——深圳有什么好研究,要了解中国文化应该去北京或上海。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咖啡馆的桌子上放一张白纸,随手用圆珠笔画出以罗湖蔡屋围、蛇口工业区为起点的城市化路径,向一旁的学生解释深圳“城中村”的形成——先有新村,才有城市,被高楼大厦包围的新村继而又被称作城中村。“我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人里唯一一个了解深圳历史的。”马立安说。

她所说的深圳历史,不是神话式的“深圳奇迹”——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小渔村一夜崛起为大都会——而是那些在深圳发展过程中起实际作用,却在官方叙述中却被忽略或删去的因素,譬如为几百万移民提供落脚之处和工作机会的城中村。“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马立安直截了当地说。在今年出版的新书Learning From Shenzhen里,她这样写道:“虽然在官方看来深圳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和计划结出的果实, 但我们认为计划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作为模范城市的深圳是在一系列非法的、未经政治批准的试验中形成的。”

马立安从2005年开始在个人博客Shenzhen Noted上用英文记录深圳的城市化变迁,最近几年又在“握手302”微信公众号上用中文写城市观察随笔。她的文章理性且利落,充满学术化的表达,几乎不露情绪。“我不打算改变写作的方式了,也很难改变,这是几十年训练的结果。”但在文章之外,马立安做事情很有种“随心所欲”的意思。她和“握手302”的伙伴受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委托,活化新修复的虔贞女校,他们于是办起学堂,免费教附近的小朋友(多是移民打工者的小孩)艺术和科学课程。但政府并不满意这种和风细雨、难见业绩的方案,决定终止与他们的合作。马立安只是耸肩,他们不想要我们在这里做事情,那就去别的地方做吧。

“握手302”是马立安的小团队,同时也是她在城中村里的工作室。上白石村二坊49栋302号,12.5平米的房间带洗手间,月租850元,没有朝外的窗户,有时会有老鼠窜踞,一间再寻常不过的出租屋。2013年她和伙伴租下这里作为驻地,每年邀请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来居住1-2个月,并请他们以白石洲作为舞台和灵感来源进行艺术创作。

有人会把“握手302”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人类学家、艺术家在试图拯救城中村,在帮助城中村里的“劳动人民”,马立安的回应是:“这是特别恶心的一种想象,特别傲气的一种想象。我们一直想强调的一点是,不是我们帮助白石洲,是白石洲帮助了我们。想不怕失败地做艺术,除了去白石洲我们还能去哪里?”马立安是个温和的人,愿意回答你的的一切问题,讲到好玩的地方开怀大笑,但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时候丝毫不含糊,她用“可恶”或“恶心”来标注那些违背她道德哲学的观念和实践。

拆除城中村就是一件“可恶”的事情,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空间,有很多可以做梦的小角落”。对马立安来说,握手302的经验只是复述了城中村存在的意义——为年轻人、艺术家和所有新移民解决“去哪里”的问题。这不仅仅关乎居住,更重要的是关乎谋生,关乎生活方式。

“人类是需要一个自发的空间,不然会过得很闷,公司文化是扼杀人的创造性的,那些每天往返龙华和福田、堵在路上挤在地铁上的那些满脸倦容的年轻人,他们能从这个城市看到什么未来?”在受双年展邀请口述城中村意义时马立安这么说,“拆掉了城中村,大家就要住到更远的地方,要把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都花在地铁和公交上,在这些交通工具上,大家就是整齐划一地玩手机,我们的整个社会会变得非常无聊,高效而无聊,安全而无聊。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说白了,人在其中,难道不就是被愚化了吗。”

马立安自己并无在公司或体制长期任职,而是随着性子在教书、写作、翻译、做艺术项目,她和先生杨阡意气相投,两人均是半自由职业,没有孩子,不愿买房买车,对物质也没什么依恋,戒除这些欲望,获得的是“没有人可以逼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身为人类学家,马立安把这门学科归结为对“怎么做人”的提问。她今年参加双年展的作品是一个名为“闯深圳”的大富翁游戏,参与者会随机扮演八九十年代深圳的个体户、富二代、打工者等角色,在掷骰子和自己的选择中过完一生。马立安说:“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因素是命运。”

“命运是自己不能控制的,但是会影响一辈子的。比如说我老公运气比较好,因为他是62年出生的,意思是说他80年参加高考,如果他早一年出生,他就要跟那些10年来特别厉害的人一起竞争。”

“很多人来深圳他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下海,但是你下海的很多条件不是自己组成的,而是碰上的。八十年代来深圳,和今天来深圳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我有一段时间最不喜欢听的就是我的朋友说下一代啃老,90年代你来什么机会都给你了,现在孩子很难找工作,高考又那么可恶变成一个折磨人的手段。”

但是马立安并不是一个命定论者,支撑她继续做事情的是一种马克思式的乐观,她相信超越身份的自由创造能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机会。“我觉得在当下我们是有一定选择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在那边买他们不好喝的咖啡,或者可以选择来这边支持飞地(书店),大的背景不由我们决定,但一些小的选择可以体现我们的道德观和想法。”设计“闯深圳”的游戏,马立安想传递的信息是,在深圳的历史中,每个人的移民经验都是有共同之处的,都充满坎坷,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在不断的“选择”之中,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人类学命题,也是移民城市深圳的命题。本地媒体喜欢报道这位讲普通话、熟悉深圳历史的老外,尤其她还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不止一位记者在报道里称她为“中国媳妇”、“老深圳”。我不喜欢这类充满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认祖归宗”,但也按捺不住想知道她如何辨析自己的身份:“你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吗?”

“我是一个新泽西人,我也不会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认的是我长大的郊区。深圳是我的未来,你可以说我的事情,我人生的意义离不开深圳,但是我的感情不属于深圳。可是我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我也不想离开深圳。”

我问她:“如果没有嫁给杨阡,你会留在深圳吗?”

“我不会。中国不是一个你没有家能生活的地方,尤其是一个女的。一个单身的女人在中国受到的欺负和歧视,这些都是没必要去接受的。”马立安有非常敏锐的女性视角,我们谈论乡愁,她捕捉到的是藏在这个词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性别不平等,女性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但她们无从谈起乡愁。

“谁能有乡愁,已经很说明一种特权了。两百年前,中国女性不是移来移去的吗,但是谁敢有乡愁?女孩子是嫁出去,是’泼水’,非常恶心的一个称呼。你说她的家乡是爸爸的家乡还是老公的家乡?想念娘家和乡愁是不一样的。乡愁你怀念的是过去的地位和特权,但是想娘家,你想的是一个无条件爱你的人,因为你所在的(夫家)是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这同样也是美国的经验,我妈妈一辈子是跟着我爸爸走的,我就以为女人是应该这样生活的。”

马立安是1995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来中国的,她来的时候带着父亲的信用卡和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任何负担,这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现代旅行。她在中国的经验,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不仅是空间坐标的变换,而且是时间的穿越。她自己亦承认,自己命运最幸福的地方,在于跨过了时间的羁绊,保持年轻。

“我同龄的中国朋友性格很像我父母,特别负责(除了我老公之外),特别愿意干正事,很仗义。但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80后的那些人,也是我的伙伴们,我们的性格很像,好奇、没那么认真、爱喝咖啡、乱花钱、觉得艺术好玩。于是跟我年纪一样的人很照顾我,跟我性格一样的人跟我玩在一起,我可以活得很年轻,这是我命运最幸福的一点。”

但这种“幸福”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也逃不过最典型的文化冲突。90年代在深圳做研究,马立安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交流。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她始终被当作一个外国人。她坐在一个地方,旁边的妈妈会跟孩子说:“你赶快跟她练习英文。”即使她跟那个妈妈说她可以用中文交流,对方还是一个劲地让孩子说英文。即便是今天,这种误解仍然构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星期已经有一个人教我用筷子吃饭了。他是热心,但是二十年,你真以为我没学会吃饭,而且就算我没学会吃饭,又关你什么事?”杨阡是马立安遇到的第一个“将我当做一个人而不是外国人来对待”的中国人。

对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能否理解“国情”是判断你身份归属的最重要因素。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马立安问她身边的朋友,为什么香港不是回归台湾而是回归大陆。她是基于历史和逻辑提出这个问题的,香港被英国殖民的时候,中国还是大清帝国,后来取得政权的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仍然存在,按照逻辑香港回归台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直接反应是,“你不懂国情”,“你是来闹事的”。而事实是,马立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储备是专业水平的,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清楚历史。

不过马立安承认她对于“国情”的无知,“我很清楚中国的历史,但是国情是不同的,我没有那种下意识的对于微妙境况的判断。比如说怎么去贿赂一个人。什么人该贿赂,什么人不该贿赂?有人说我要去思考一下的意思是多给点钱,有的人说我要去思考一下的意思是他真的要去思考。”

永远作为一个他者,赋予马立安更知识性的目光去观看中国。中国人的内心冲突,在她看来和身为美国人心中的矛盾是相似的。“如果你爱你的国家,你很难在那里待下去”,这是一种普遍的经验。

但你会发现,在谈论中国和美国社会时,马立安进行非常复杂的身份切换和平衡。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要求她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不同国家的社会问题,而左派学者的道德哲学要求她追求平等的价值。

于是才能理解她所说的这段话:“美国的问题是怎么实现绝对平等,中国的道德问题是怎么去协调不平等,使它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北京发生的事情说明党已经失去道德合法性,因为儒教国家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低端人口的温饱问题,它不反对贫富差距,儒教国家的道德观和西方是不同的。美国的道德观要求的是绝对平等,所以我们关注枪支问题,肤色问题,美国在中亚的军队和殖民问题,商业不平等的问题。”

2017年对于中国与美国,似乎都是历史转折的时间。马立安在这一年也变得悲观了起来,白石洲拆迁,特朗普当选总统,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同时搅动了她的多重身份和感情。不过我愿意相信,哪怕世界剩下的乐观已经不多,也还有一份是落在马立安身上的。她在悲观之后,仍不倦怠地在深圳为移民的孩子提供艺术课程,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超越身份的潜力。